四位中国大陆年轻人:政治抑郁者的自白

“我做过和酷刑相关的报导，每次在看我写的报道人物的自述时，都会觉得很创伤。我没有见过就是一个人被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也不让吃饭，在零下的晚上直接睡在水泥地上。那个报道人物是一位女性，她直接被搞到上厕所也上不出来，月经也停掉了，这简直是一种非人的遭遇。”

[…]“偶尔能够得到写作当中提到的那些人物的消息，结果发现ta们写完之后状况也还是那样。有的人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我写完稿子之后，ta们的刑期也没有减少啊。有的人我写作的时候ta的一审刚刚结束，后面得到消息二审没有开庭，就被维持了原判，甚至来不及做出一些更深的报道，这个事情好像就已经铁板钉钉地维持原状了。一审开庭还可以写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家属这些年怎么过的，家属看到当事人是什么怎么样的，二审都不开庭，我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去有什么用，更不知道要怎么把这样一个非常短小的信息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我感受到一种愤怒，他们不允许故事发生。”

[…]“我发现我其实没办法要求自己今天一定要看一些积极向上的新闻，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每天都要关注那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负面信息并不是我抑郁的来源，对负面信息的束手无策才是这种抑郁的来源。作为记者，我明明应该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有一些位置，但我被政治取消了行使工作的权利，这也是对我们能力的与价值的否定。我时常陷入到存在的焦虑之中，不知道作为记者这个社会里面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社会真的还需要我们吗？每天看到的负面消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只是一个生产者吗，如果我是生产者的话，我要不要为此负责呢？心理上大概是觉得不用负责的，但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

[…]“我没有怎么特别去回溯过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个政治的人，为什么想要通过做新闻这件事来行使我做政治的人的权利，但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原来的信念是挺强的，做记者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去找到一份工作又能让你去了解社会、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又能满足你的好奇心，还付钱给你。但是现在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我不想推翻自己，不想成为过去的那个我的敌人，因为以前那么想也没有错，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做对的事情所伴随的痛苦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说那个痛苦本来就不该由我们来承受，它是一个不公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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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余虹：润出去落地生根

“我身边几乎所有22年从上海润出去的人，都被关了两个月。当时我还在跟前任谈恋爱，在封城之前，那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春天，天气又特别好，你跟喜欢的人出去约会，好开心啊。现在回头看，我好像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就立刻被扔进最绝望的瞬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力就变得很差，记不起来任何东西了。太痛苦了，经常突然开始哭，这样的状况可能持续了一两年，到今年才好一点。我现在不管怎么描述那段时间都非常苍白，因为我的记忆已经把那段时间给抹平了。我当时的对象不希望我整天愁眉苦脸，但我每天看那么多新闻，那个时候好像还有铁链女的事件，快乐好像是一件很有负罪感的事情。”

“那时我变得很恨所有人，对我当时的伴侣也不太尊重。我不知道哪来的火或者是哪来的不耐烦，谈恋爱真是一个好奢侈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谈恋爱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两个室友彼此照顾，恋爱需要的情绪价值根本没有办法提供，我每天自己都要碎了。我要开始想以后的出路，还要上班，情绪根本兼顾不过来，我平等地恨每一个人。以前我不开心了会开玩笑说‘恨你们所有人’，但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恨的对象已经有具体的人，他就是我周围的邻居、朋友、同事。比如说我的同事，他们觉得封城很好，宅在家里多爽，他还想再继续封下去。我开始恨这样的人。我也恨那些怅鬼，那些和体制一起作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