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继承,收归国有"?谁在分配孤寡老人的遗产

遗产管理人难以履职的困境不仅于此。张玉霞举例，对于管理人调查银行流水、余额、底档记录等，各银行有所不同，有的不给管理人调取，有的只能口头告知不提供书面材料，有的必须判决上的代理律师到场调取，有的要求民政工作人员到场，有的需要死亡证明而不认可判决书所载死亡情况。对于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人时，车辆如何过户处理，车管所也暂无具体操作办法。

她认为，问题归根结底，是缺乏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衔接措施。也因此，她在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协会议上递交了该制度落地实施的相关提案。

陈凯同样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目前社会对于该制度的认知仍旧不足，很多人并不了解该制度的立法初衷和本意。他曾到多地民政部门交流，发现他们面临大量的无主财产问题，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配套规章、配套政策，亦无足够认知，履职难点颇多。

陈凯说，遗产管理人主持财产分配是有法律效力的，也解决了遗产纠纷都要上法院的痛点；将问题转移至法院，反而增加了法律的运作成本。

而很多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是因为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没有依据去做自由裁量。他感叹，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由遗产管理人来做裁量的，但有的时候，民政部门不能裁量、不敢裁量、不会裁量，制度在民政部门这个环节上是空转的。

“（葛老伯）这个个案体现出民政部门的困境，民政部门困境背后是社会治理困境。” 陈凯用“帽子下面没有腿”来描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现状。

2024年12月5日，北京，中华遗嘱库公益广告。

规则仍需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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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老人过世遗产判给无血缘关系

张玉霞认为，葛老伯的案例对于推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发展有启示作用。

根据此前报道，葛老伯的堂弟夫妇最开始将徐汇区民政局告上法庭时，要求分得葛老伯的遗产。其堂弟自述，自葛老伯妻子去世后，他们夫妇对葛老伯扶养较多，平时会探望、送医、照顾，也料理了葛老伯的后事。

但法院指出，在案证据显示，葛老伯夫妇原居昆山，老伴过世后才搬回徐汇，堂弟夫妇的扶养是从这一时间开始的。法院结合扶养时间、扶养程度等在案事实，酌情判定葛老伯的堂弟夫妇分得130万元，即当时查明遗产中除房屋之外的全部遗产。

两人后来发现老人名下还有一笔300万元的存款，再次起诉要求继承，法院审理并驳回了这一请求。这部分财产至今仍在公示期。法院于2024年8月发布财产认领公告，公告若满一年无人认领，将依法判决这笔300万元存款为无主财产。

陈凯指出，遗产份额的判定并无具体标准，属于酌情判断、自由裁量。“堂弟这种情况，可以适当分得部分财产。‘部分’是主观的。本身法律设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弹性条款，想要不让这种弹性条款发挥作用，那就得自己写好自己的遗嘱。遗嘱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他强调遗嘱的重要性，建议民政部门排查孤寡老人，推动其制定遗嘱。“没有这份遗嘱，后续所花的社会成本是（立遗嘱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张玉霞认为，对于继承人以外尽到主要扶养义务人员的适当分得遗产份额，应当设定一定标准，由民政部门参照标准进行分配，民政部门无法分配或当事人对分配不服的，再由法院处理，减少法院诉累。例如结合是否共同生活、是否委托第三方机构照料、照顾时间的长短、出资出力情况等，设定一定幅度的标准。

她说，实践中，有的照料人可能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出资出力、扶养时间较长，有的可能只是送进养老院，用被继承人的钱支付养老院费用，本身较少探望、未出资出力、扶养时间较短，那么这两种情况适当分得的遗产份额也应当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制定细则，一方面是让照料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也从经济角度鼓励支持更多人去照料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