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学术不端"?(图

2025-03-02 | 来源: 知识分子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访谈由我独自完成，每次持续30分钟到1小时不等。做这些访谈之前，我要依靠学校里的“中间人”，帮助我去联系这些受访人。在联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突发状况”，其中之一就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们对受邀接受访谈的反应。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集中在社会科学方向，最开始考虑的就是去访谈相关学科的老师，但绝大部分潜在人选用不同的理由拒绝了邀请。有一位我比较看重的、很重要的潜在受访人很直接地告诉我，说学校对老师的言行是有要求的。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没法接受我的邀请。

这点其实我和导师并不意外。即使我们的研究计划通过了港大的科研伦理的严格审核，并且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严格保密的，因为对不必要麻烦的考虑，我们都无法说服这些学者。所以，后来我们就转向自然科学学者了。

幸而，接受邀请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接受访谈持开放态度，甚至他们的表达欲会（比我想要的）更强一些。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对外人会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正好参与访谈给受访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可以把一些经历、思考拿出来分享。作为入行不久的博士生，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接受邀请的。

No.1

造假者的愧疚之心

现在来看，召集受访者是这个研究最大的难点。最终总共有大约30位处于各个职业阶段的高校老师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参与访谈。虽然受访者数量不多，但涵盖的群体有足够的代表性，而他们在访谈时提供的信息已经足以说明一些情况了。

访谈这些老师的时候，我除了对基本学术背景进行提问之外，也讨论了他们所在学校对发表文章数量和教学的要求等方面。绝大多数的老师表示，教学跟发表论文比起来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个研究中包含的三所学校都会要求完成很多课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在作为高校教师必要的工作。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很坦诚的承认自己有过学术不端的行为，并向我表示了心中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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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认为，学术不端的归因在某些具体情境下确实跟个人品德的关系不大，毕竟他们可能是迫不得已。我个人的这种看法也是基于大量的案例产生的。大规模频发的学术不端行为，更多的问题可能来自他们工作上的种种发表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这些老师们在极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去完成任务。

访谈中，一位高校管理者介绍：“我们承认学术诚信的重要性，我们要求所有教职员工遵守研究伦理。然而，正如中国古语所说，“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在识别和惩罚研究不端行为时不应过于严格，因为这会妨碍老师们的科研效率。”

有位有“帽子”的受访人，因为是海归(专题)身份，在入职不久就拿了好几个“帽子”，目前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那位老师非常高产，对科研和教学非常认真。据我所知，他自己一个人现在有5个不小的研究项目，并且亲自带领研究团队。

我跟他谈到了帽子，因为一般认为，帽子作为保护，可以帮助一些大咖躲过监管，但到了我采访的这个学者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帽子的便利，反倒提到了这些头衔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让他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帽子”不光是个人的的，还是他所在的机构的。有了“帽子”，机构会以学者们的名义去建立更大的研究团队，拿更多的资源，而他们对某些情况甚至是不知情的。因为团队人数最终可能会变得异常庞大，光靠有“帽子”的研究者本人亲自管理学术诚信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团队里的某些人参与了学术不端，大咖们自己未必能及时发现，但是出事之后他们就得首当其冲背锅。

总体来讲，就是“帽子”为学者们带来了更多的科研项目，但是他们自己一个人掌控不了全局。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学术不端去复盘调查时，都说是手底下人出现了这个问题，帽子学者不知情。这是那位接受我访谈的学者特别担心的，他怕自己会是团队里对学术不端行为最不知情的一个。

访谈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比较主流的学术不端的类型：论文工厂、买数据、造数据、不当署名，甚至贿赂期刊编辑等等。

我访谈了一位“学霸”硕士生，在读研期间曾经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了导师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项目，包括做实验、写文章和最终发表。但最后署名他只排到7作，前面是他的导师、导师的亲信、关系户。这个学生跟我说：“原本对学术圈的这种事情有所耳闻，没想到现实比他了解得更黑暗”。去年几个比较知名的学生举报老师案例能体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