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从论文工厂到学术难民,被AI揭开的学术伤疤

在哲学系中难以找到，致力于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政治学、经济学等也将之边缘化。在很多大学里，这些议题通常只占据各个学科里不起眼的一隅，有时甚至只能在传统一级学科之外的小型部门找到。以我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为例，它们被统筹归类为一个叫做欧洲语言与文化（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学系。不同的大学也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牛津大学就将其中的古典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欧陆哲学等领域归类为中世纪语言和现代语言（medieval language and modern language）。通常在这些领域里，既保存了传统人文学科对于人类经验的关注和洞察，又兼具了跨学科、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开放性视角。

然而，当比较起我就读的大学内哲学系与“欧洲语言与文化”系的教职工及研究人员列表时，发现哲学系尽是有tenure（即终身教职）的正教授，而欧洲语言与文化则一眼望去尽是Dr.头衔的“学术临时工”，并且数目庞大，远超哲学系的全体教职工人数。Professor和Dr.头衔之分背后代表着研究者薪资、工作稳定性和学术话语权的差异。通常拥有终身教职的正教授就像是有着铁饭碗的高级公务员，享受着稳定持久的待遇保障、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稳固的学术话语权，而Dr.则更像是通往拥有终身教职的学术升职路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一阶段，研究者通常和大学是短期的合同关系，需要尽可能地争取研究经费、发表更多论文、努力教课，在各个大学之间辗转。

而这种系与系之间大面积的差异，并不代表”欧洲语言与文化“学者都是不够成熟、没有能力做教授的研究者，而解释了一种结构性不公，即学术体制内，跨学科、人文向、理论思辨型研究者长期缺乏学术认可度和稳定支持。

赫布·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描述的理想大学是：一所具有价值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和尊重其人际关系网络，这样的大学是一种由全体教师创造和引领的文化，它将所有人置身于不断学习的环境中，并要求定期地、公开地展示学习成果。

而现实的大学是：一所大学应该更加重视内容知识本身而非这些知识的提供者，这样的大学是一家由职业经理人打造和引领的企业，它让所有人扮演拥有固定技能的固定角色，仅凭学科内部成员的评估对知识代理人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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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布·柴尔德里斯，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以项目，而非以人为导向的高校体系，塑造了大量在学界兼职的二等文科公民，大量的研究者们被迫在学术市场上不断流动，难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和工作回报，即使出版过专着、也有顶尖大学的学者人脉，却仍然无法获得基本职业稳定性，成为难以回头的“学术临时工”。而无数研究者对于同一教职位的激烈的竞争以及制度性劣势（例如国内大学体制的“非升即走”政策）更加剧了这些年轻研究者的个体困境。

这类秉承着传统人文学科价值和人文精神的领域，由于其开放性而无法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及评价方式吸纳，难以得到主流认可；且因为并不迎合与市场、政策和科技领域结合的潮流，无法得到资本化的学术市场的支持，缺少研究经费。然而现实中，学术资源、评价体系、发表压力都在推动这类研究向固定的模式靠拢，也走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范式规训和对政治正确的迎合。

2.工具理性时代下，人文价值的悖论

人文社科的整体转变有其合理性的价值——在一个高度技术化、数据化的时代，能够进行量化分析、提供政策优化方案、与科技结合的人文学科才更加契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得生存和延续（尽管总是作为STEM学科的附属）。

然而当价值单纯服务于工具理性和资本利益，这个“价值”本身开始动摇。以政治学为例，关于“何为民主？”“如何实现公平？”的辨析被缩减，单一概念及立场成为量化研究的默认前提，却可以造成对于“公平”本身的偏离。例如美国建国时期的“天赋人权”概念总是被直接应用于对中国、伊朗等体制不同的国家的评价，却少人追问这些概念的本土化思想根基，或检视它们在不同社会、历史及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经济学人》民主指数和《自由之家》自由指数等政治评级体系，几乎都建立在欧美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对其他政治文化的适用性没有什么讨论空间。这无疑加剧了全球话语权的偏移和两极化的对立，使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更加难以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