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从论文工厂到学术难民,被AI揭开的学术伤疤

当然，与这类话语相关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仍然在西方语境中具有十足的分量，有时甚至被简单化为人称“白左”的政治正确口号。这其中展现的是当代思想理论领域的议题化趋势，即所有思想都被简单归类为对身份政治的站队。这类论调虽然倡导自由、平等、包容，却逐渐趋向某种政治正确，难以容忍任何批判性立场（即便不是反对性的）的出现，成为了一种思想规训。以至于对原本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变得僵硬排外，丧失了对于社会的真实洞察力。而这一现象甚至延伸到了西方更加广泛的文化场域中，使得文学作品、新闻媒体趋向同一议题，僵化了文化与艺术产业本有的自由性和创造性。

而真正有思辨性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却偏居于非主流的学术空间（例如之欧洲语言与文化部门，或者电影研究、现代语言更小型的领域），或是变成了人类学领域的主要课题。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在这些领域内的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不仅是学术理想的苦苦消磨，甚至是关于基本生存保障的脆弱不可靠。

人文学科曾经提供的对于人类真实境况的关怀、洞察和思考正在消失，而这种消解与此同时是危险的。大量年轻学者虽仍有志于此，甚至占据着人文社科研究者数量的主流，却遭受着集体失声的系统性困境。

文科，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那么，是什么使当代的人文社科领域成了这个样子，并蔓延到了全球高校？将背后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科学技术（STEM学科）的强势发展碾压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本质向来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更多在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今大学体制的塑造。

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留下的不仅是巨量的全球财富，也包含了欧洲最为丰富的文化和艺术遗产。战后流亡到美国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包括纳博科夫、布莱希特、汉娜阿伦特、杜尚等我们所熟知的先锋知识分子，使得世界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一跃成为学术与艺术殿堂，占据着全球艺术与思想创造的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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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状况很快随着7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改变。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不仅影响了经济政策，也重塑了教育体系和学术机构，使得大学不得不参与自由市场以获取资金。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推动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减少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进一步推动大学财政自负盈亏，增加私人资本的介入。

这一背景下，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关注人类经验、批判社会结构、思考存在意义的学科无法直接被商品化的价值所定义，在市场逻辑下瘫痪，成为了“无用”的学科。而科学实证主义则由于其可计算、可推测的固定模式，与科学的结合中使人文学科在当代重焕新生，成为了更受推崇的主流。

不过欧洲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广阔的影响力，同时大量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的新生代思想者也陆续涌出，使得人文精神得以延续。然而时至今日，随着20世界中下叶那批知识分子的陆续离世，大学内的批判性思想领域大多没有了新的后继者，标志着他们所带来的思想传统在该大学内彻底断绝。

许多人文社科学子在申请心仪的博士项目时，往往直观地面临着这种思想传统的断层：随着关键导师的退休或离世，这一学术方向几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能，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能够接纳他们的学术场所，甚至放弃这一研究领域。

学术体制的市场化和资本化随着全球化发展蔓延到了非西方地区，甚至也进入了中国大学。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政府转向了企业和基金会，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的往往更受到企业和政府的青睐，而无法被市场逻辑评估的研究则难以得到资助，由此造成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困境，甚至改变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向。研究者们被迫参与研究经费的竞争，转向了和科学技术结合的跨学科领域，而另一部分则学会了”包装“自己以迎合基金会或政府机构的兴趣方向--尽管这样看似“有失风骨”，却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妥协的办法。

此外，市场逻辑所强调的可评估、可量化，也使学者从知识分子变成了“科研绩效者”，思想的价值不取决于思想本身，而是变成必须可以量化的KPI。根据《Nature》2023年的一项调查，主流学术评价体系越来越依赖论文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而非学术思想的深度。许多青年学者的职业生涯被考核体系所束缚，他们需要不断发表论文，而不是花时间进行长周期的思想研究。而这种对学术KPI的狂热追捧甚至也无差别地蔓延到了任何人身上--最近一则六旬老教授、学科领头人，因”论文发表质量、数量不合格“而被高校淘汰的新闻由此冲上了热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