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 從論文工廠到學術難民,被AI揭開的學術傷疤

2025-03-13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當然，與這類話語相關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研究，仍然在西方語境中具有十足的分量，有時甚至被簡單化為人稱“白左”的政治正確口號。這其中展現的是當代思想理論領域的議題化趨勢，即所有思想都被簡單歸類為對身份政治的站隊。這類論調雖然倡導自由、平等、包容，卻逐漸趨向某種政治正確，難以容忍任何批判性立場（即便不是反對性的）的出現，成為了一種思想規訓。以至於對原本對於公平正義的關注變得僵硬排外，喪失了對於社會的真實洞察力。而這一現象甚至延伸到了西方更加廣泛的文化場域中，使得文學作品、新聞媒體趨向同一議題，僵化了文化與藝術產業本有的自由性和創造性。

而真正有思辨性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卻偏居於非主流的學術空間（例如之歐洲語言與文化部門，或者電影研究、現代語言更小型的領域），或是變成了人類學領域的主要課題。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在這些領域內的許多學者所面臨的不僅是學術理想的苦苦消磨，甚至是關於基本生存保障的脆弱不可靠。

人文學科曾經提供的對於人類真實境況的關懷、洞察和思考正在消失，而這種消解與此同時是危險的。大量年輕學者雖仍有志於此，甚至占據著人文社科研究者數量的主流，卻遭受著集體失聲的系統性困境。

文科，怎麼走到現在這一步的

那麼，是什麼使當代的人文社科領域成了這個樣子，並蔓延到了全球高校？將背後的原因僅僅歸結於科學技術（STEM學科）的強勢發展碾壓是不准確的（事實上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的本質向來不是對立的兩端），而更多在於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於當今大學體制的塑造。

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留下的不僅是巨量的全球財富，也包含了歐洲最為豐富的文化和藝術遺產。戰後流亡到美國的詩人、藝術家、思想家，包括納博科夫、布萊希特、漢娜阿倫特、杜尚等我們所熟知的先鋒知識分子，使得世界文化中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美國一躍成為學術與藝術殿堂，占據著全球藝術與思想創造的主流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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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狀況很快隨著70年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而改變。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不僅影響了經濟政策，也重塑了教育體系和學術機構，使得大學不得不參與自由市場以獲取資金。裡根政府在1980年代推動大規模高等教育改革，減少對公立大學的財政支持，進一步推動大學財政自負盈虧，增加私人資本的介入。

這一背景下，人文學科的邊緣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關注人類經驗、批判社會結構、思考存在意義的學科無法直接被商品化的價值所定義，在市場邏輯下癱瘓，成為了“無用”的學科。而科學實證主義則由於其可計算、可推測的固定模式，與科學的結合中使人文學科在當代重煥新生，成為了更受推崇的主流。

不過歐洲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仍然具有廣闊的影響力，同時大量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主的新生代思想者也陸續湧出，使得人文精神得以延續。然而時至今日，隨著20世界中下葉那批知識分子的陸續離世，大學內的批判性思想領域大多沒有了新的後繼者，標志著他們所帶來的思想傳統在該大學內徹底斷絕。

許多人文社科學子在申請心儀的博士項目時，往往直觀地面臨著這種思想傳統的斷層：隨著關鍵導師的退休或離世，這一學術方向幾乎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可能，使得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能夠接納他們的學術場所，甚至放棄這一研究領域。

學術體制的市場化和資本化隨著全球化發展蔓延到了非西方地區，甚至也進入了中國大學。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研究的主要資金來源從政府轉向了企業和基金會，能夠直接帶來經濟效益的研究的往往更受到企業和政府的青睞，而無法被市場邏輯評估的研究則難以得到資助，由此造成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困境，甚至改變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們被迫參與研究經費的競爭，轉向了和科學技術結合的跨學科領域，而另一部分則學會了”包裝“自己以迎合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的興趣方向--盡管這樣看似“有失風骨”，卻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辦法。

此外，市場邏輯所強調的可評估、可量化，也使學者從知識分子變成了“科研績效者”，思想的價值不取決於思想本身，而是變成必須可以量化的KPI。根據《Nature》2023年的一項調查，主流學術評價體系越來越依賴論文數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標，而非學術思想的深度。許多青年學者的職業生涯被考核體系所束縛，他們需要不斷發表論文，而不是花時間進行長周期的思想研究。而這種對學術KPI的狂熱追捧甚至也無差別地蔓延到了任何人身上--最近一則六旬老教授、學科領頭人，因”論文發表質量、數量不合格“而被高校淘汰的新聞由此沖上了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