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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 北京"麥"難民:那些晚上的漂泊與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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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注:本文2020年3月26日發表於Matters,作者Andersen。


題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麥當勞於3月25日起至4月7日的兩星期內,每晚6時起將不提供堂食,大批稱為“麥難民”的露宿者因此忽而無處可容身。本地媒體的大幅報道,讓我想起了2016年,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北京幾個寒冬深夜,認識的他們。

2016年冬,寒潮圍城,北京的夜像千鈞的鐵。東直門中糧廣場24小時開放的麥當勞裡,戴著紫色毛絨帽的屈強東,在暗黃燈下眉頭緊鎖。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折腰的草中固執佇立的茄子。


我和同事,三個年輕人,開門,打破沉寂。他看著我們,抓了抓裹在軍大衣裡的行囊,似乎欲言又止。我跟他打招呼,問他在這做什麼。他緊盯著我,說在等明天七點半回家的火車。北京火車站的候車室凌晨後不開放,它附近的通宵快餐店通常會睡滿等次日車卻不想花錢住旅店的人。

我欲轉身翻出相機做采訪,屈強東以為我要走,於是連忙抓住了我的手。他像找到救星,開始焦急起來:“我在找我的兒子,求求你幫幫我!” 我怔了下,迅速給了我同事一個眼色。“你把他兒子的資料給我看一下。” 遇到好故事了,我們心想,但故作沉靜。他急從行囊翻出了兩張還沒剪開的藍底一寸證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強。

天啊,八天前,我在中關村創業大街對面的麥當勞裡采訪過他的兒子。

當時他正在吃餐盤上零星的薯條。20歲的屈建強是典型的寬腦袋大耳朵,眉毛粗得有小新的喜感。有須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親如出一轍。那家麥當勞鄰近高校,在周遭大學生們玩游戲打麻將的嘈雜聲中,他吞吐跟我們說出了自己的經歷。

他說他剛剛被一家保安公司辭退。那已經是他在北京短短幾個月裡第二次被炒魷魚了。第一次公司以他“連路都認不了”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把他趕走。這次,他幹了十六天,工資還是一分沒拿到,說有1300多塊。


屈建強來自河北省張家口宣化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書只讀到小學,成年後一直在工廠打工,無天無日。一個月前,在朋友鼓動下,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只身赴京。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接著就發生了後來的事。

他反復問我:“你覺得我的工資能要回來嗎?” 我跟他講了個故事:兩天前,我們在協和醫院旁的一家肯德基采訪了一個同是被克扣工資,無處可去的年輕人。他在一家黑工廠裡工作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末了還是在凌晨兩點時,趁著值班的人上廁所才逃出來的。他的行李、身份證和手機全都沒能帶走。沒錢買不到車票,沒身份證打不了新工,於是每天只能撿瓶罐賣錢來買饅頭充饑,夜裡睡肯德基麥當勞。他指望他一老鄉掙到錢後,能給他也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屈建強聽罷,在昏黃暗燈下陷入沉默。我們采訪完後,卑鄙地離開了,不過我還是給他留了電話,讓他有需要可以找我。


直到我們遇到他父親,已經是一個多星期後的事了。在這期間,我們晝伏夜出,遇上、采訪了幾十個跟他們一樣漂泊無定、唏噓的所謂“麥難民”。

他們不一定都是流浪漢。還有代駕司機、落魄藝術家、一口黃連的上訪者、等次日排隊看病的病人,候早班火車的乘客等等。不過,相同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而且,即使是那些樂於四海為家、不介意身世飄萍的人,都無一不被往事捆綁。



我在北京某家麥當勞裡拍攝(攝:羅莉)

11月13號晚十一點多,零下十二度,三裡屯太古裡旁的肯德基裡,黃燈幽暗。有一個穿著迷彩服、用粉紅發帶扎了幾條小辮子的男人,在不停撕紙。他從袋子拿出一疊疊白紙、海報、書冊,一件件撕爛,手使不上勁兒,就下嘴。他是我們整個采訪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麥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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