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的一代人?五位中国80后的真实人生切片

“我觉得90后、00后都比80后有自我意识，所以他们可以去“躺平”，80后不能躺平，其实也是缘于没有自我意识，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是要什么。”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80后，这个评价可能有很强烈的我个人判断的部分，我想说：中国的80后用自己很简短快乐的时光，去支撑自己度过很长时间的痛苦的一生。”

依靠互联网觉醒的一代

“我叫刘飞龙，1988年出生在广东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年多以后1990年我的妹妹出生。”

“中共在经历全国性大饥荒后，放松了经济和农村生产的管控，当时爷爷奶奶起早贪黑的务农、养猪，母亲去姨妈家的石材厂做饭，所以有些积蓄，再加上向亲戚借钱，我家成了村里仅有的几家先住上红砖房的家庭。”

“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就去广东中山市“搞副业”——打工。他先在工地打杂，后来自学电工，带着一支电工队施工，月薪已有1500元，当时已经是蛮高的薪水。但后来他在外面沾花惹草，我母亲便让他回家创业，我父亲很懒，开始酗酒，做了几个生意都不成功，我母亲一个人扛起一个家，这也导致她后来积劳成疾，患上肝硬化、肝腹水。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债台高筑。199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母亲不治身亡。当时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下葬的棺材都是选的最薄的。”

“第二年，我的三堂哥中考放榜，我伯父问他结果，他回嘴说考上了你也没能力供。我大堂哥和二堂姐都在上学读书，伯父家比我家还穷，这也是事实。伯父气不过就喝农药，本来是想吓唬吓唬堂哥（之前有过一次被救回来），但因为没凑齐医药费卫生院直接停药，伯父就这么走了。伯父是非常疼爱我和妹妹的长辈，我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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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成长经历，就是见证一个家庭从中共对经济放松后勤劳致富，能够满足温饱，再到因病致贫的过程。我不觉得放松经济管控是共产党的恩赐，经商买卖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中共建政前我们家族本来是在当地做水上贸易的，因为中共建政才被共产的。”

“我童年的记忆还包括计生办抓超生和国土局查地税。这两个机构在农村都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超生要罚款，间隔期不够也要罚款，有地契要交地税，没有地契要交罚款，不交的办法都是扛着大锤到楼顶，砰砰砰给你家房顶开天窗——砸几个洗脸盆大的洞。那段时间，好多人家的天花板都是有补丁的。”

“我的家庭没有安全感，这导致我从小就焦虑症，并且有生理反应，半夜就腹痛，睡不好觉。我学习成绩也不好，所以我14岁就辍学了。先在堂哥的锁店学习配钥匙和开锁换锁，后来去过石粉厂打工，在石材厂开过纵切机，去佛山工地搬过水泵，每天工作12到18小时。我领着1500元的月薪水，每天建着开盘卖一万多的楼盘，我不吃不喝都住不上……想想就觉得很可悲。”

“后来我接触到了互联网。我第一次翻墙是2007年，当时最先看到的是法轮功的“九评共产党”，这与我在上学时、电视上被灌输的伟光正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十分震撼，而且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假如我的祖国有民主制度，我家也不至于因病返贫，我的三堂哥也不会考上了学校没钱读，我的伯父也不会因为没凑齐医药费医院就停止用药，我的奶奶也不至于六七十岁了还像头老驴一样种田种地养孙子孙女，我那酗酒的父亲也有社会工作者协助他去戒酒治疗，我也不会在工地一天搬12到18小时砖，一个月才拿1500块人民币…………”

“我最开始是好奇，后来是愤怒，最后是责任感。我发现我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我读了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发现中共一直用带领中国人奋战八年赶走侵华日军的谎言，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灌输给我们；我看到了八九事件的视频，过去这种争取民主自由的集会示威我以为只在外国有，没想到中国也曾发生过。”

“这是那时的互联网带给我的觉醒。互联网让我们看世界，也看真实的中国。习近平上台前的中国互联网，还可以戴着镣铐跳舞，通过替换屏蔽词我们还能发帖讨论。00后一代年轻人，这种觉醒的机会已经没有了。让我们接受启蒙的那一代公知，也已经被封杀殆尽了。”

“现在想想，我内心深处还有对父权的反抗。父权也是一种极权，而且浓缩在一个家里时，是避无可避、更邪恶、更为压抑的极权。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两个妹妹都闹过自杀，我有焦虑症，我的家庭就是这么压抑。所以我内心深处有对极权的逆反、愤怒和对自由的渴望。我离开了家，反抗我的父亲；我反对中共，也是反对这个针对全中国的极权。后来，我就开始传播翻墙软件，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