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签证被吊销,留美中国学生何去何从?

◆昆山杜克大学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合办。

高校需要被敲响这个警钟

《凤凰周刊》：去年受访时，你曾提到“政治已经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我们不得不忍受其中一些制约因素”。这个问题在当下显得更加严峻，你认为高校应当如何保持其独立性，比如杜克大学是怎么做的？

奎尔奇：去年，杜克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但在美国排名前十的顶尖大学中，杜克算是“相对年轻”的一所。杜克大学在许多领域都有卓越表现，尤其在医学、健康和环境科学等领域，专注于这些具有全球意义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还有像癌症和痴呆症的治疗——全世界都在寻求突破。

我们所关注和参与的问题，远远超出任何一届政府能处理的议题范畴，没人会说：“请停止研究癌症或痴呆症的治疗方法。”因此，我有信心我们可以挺过当前的困难时期。当然，每一个机构都应该在某个时刻接受挑战，否则就会陷入自满，止步不前。这次挑战确实严峻，但我们必须应对它。

最终，希望我们能带着那些引导大学发展数百年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走出来——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亦是如此，那就是：追求真理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允许大家基于证据表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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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部分共和党人似乎很厌恶高等教育，副总统万斯甚至说过，“大学是敌人”。在你看来，这是一种为了吸引选民的政治姿态，还是在试图做些实质性变革？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副总统万斯曾称“大学是敌人”。

奎尔奇：我不打算评论共和党政府的动机，但我想讲一个自己的故事。1978年，我有幸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那是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我在当年支付了全部学费——4000美元，如今这个学位的学费已经涨到65000美元。如果我们按照通胀指数，将1978年的4000美元换算成今天的价值，约是33000美元。换句话说，如今的学费是以前的两倍。

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约70000美元，我的儿子或女儿想要申请一所顶尖大学，而那里的学费高达67000美元，这还不包括生活成本。我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批评。

那应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我每天的职责是努力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卓越的教育服务。我相信，昆山杜克大学收取的学费是非常合理的，尤其是对中国学生而言，他们有机会获得杜克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的学位证书。一个学生在我们学校就读，毕业时可以拿到两张学士学位证书，一张来自美国，一张来自中国，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教育机会吗？

《凤凰周刊》：考虑到特朗普的任期只有四年，也许他的教育政策之后会被逆转。但对高校来说，这些影响能否被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