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帕金森病是一種人為制造的疾病

2025-04-15 | 來源: 煎蛋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荷蘭神經學家Bas Bloem站在 Nijmegen 的 Radboud 大學醫學中心，目光穿過走廊，注視著緩緩移動的患者。他們步伐謹慎，有的拄著助行器，有的在攙扶下前行。一位老人步伐僵硬，像是被無形的繩索牽引；另一位在樓梯旁駐足，面容平靜卻空洞，仿佛每個動作都耗盡了力氣。這裡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而Bloem 的心卻從未平靜。

三十多年前，年輕的Bloem在美國與神經學家William Langston共事時，目睹了一場醫學震動。1982年，加州一家醫院收治了七名海洛因使用者，平均二十多歲的他們突然癱瘓、失語，仿佛被困在自己的身體裡。原因很快浮出水面：一種名為MPTP的神經毒素，摧毀了他們大腦中控制運動的黑質。幾乎一夜之間，這些年輕人呈現出晚期帕金森病的症狀。這讓Bloem意識到，帕金森並非只是老年病的宿命，一種化學物質就能徹底改寫人生。

更令人不安的是，MPTP的化學結構與廣泛使用的除草劑百草枯(paraquat)驚人相似。百草枯曾被噴灑在美國和歐洲的農田上，幾十年來無人質疑其安全性。Bloem回憶道：“那就像一道閃電，帕金森病可以被觸發，它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如今，58歲的Bloem已是全球知名的帕金森病專家。他的診所每年接診數百名患者，團隊致力於早期診斷與預防研究。診所裡，患者們的生活被疾病一點點吞噬，但Bloem的腳步從未停下。他身高兩米，銀灰長發隨意披散，白大褂口袋裡塞滿彩色筆。他在房間裡邊走邊談，活力與熱情感染著周圍的人。患者為他作畫、寫詩，團隊稱他為“永不停歇的醫生”。

帕金森病在過去二十年裡全球病例翻倍，預計未來二十年還將再翻一倍。它正成為增長最快的神經疾病，超越中風與多發性硬化症。患者逐漸失去運動、語言乃至認知能力，且無藥可治。Bloem堅信，這不是自然規律，而是環境毒素的惡果。他與美國神經學家Ray Dorsey在2024年合著的論文中指出，帕金森病主要由環境因素驅動，而非遺傳。空氣污染、工業溶劑，尤其是農藥，成為罪魁禍首。

Bloem的診所裡，大多數患者並非農民，但許多來自農藥使用密集的鄉村。他注意到一個規律：農業發達的地區，帕金森病發病率往往更高。比如在荷蘭的Betuwe地區，萊茵河下游的果園地帶，理療師們發現了一個村莊竟有十幾例患者。“這不是巧合，”Bloem說，“我們只是還沒系統地去查。”

回顧歷史，帕金森病在19世紀初還極為罕見。1817年，英國外科醫生James Parkinson首次描述這種“震顫麻痹”時，它只是老年男性的零星病症。但20世紀初，農業革命與化學工業興起，農藥使用激增，病例開始攀升。Bloem說：“我們創造了這種疾病，卻假裝它與我們無關。”

白宮回擊拜登帕金森傳聞,民主黨大佬們買賬嗎?

全球首次!復旦科研團隊發現帕金森病全新治療靶點

帕金森氏症專家為何8次進白宮?

歐洲並非無動於衷。2007年，百草枯因瑞典的訴訟壓力被禁用，其他農藥如魚藤酮和代森錳也相繼退出市場。但Bloem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我們禁掉的只是顯而易見的毒物，”他說，“現在用的化學品可能同樣危險，我們只是沒問對問題。”以草甘膦(glyphosate)為例，這種全球最常用的除草劑無處不在——農田、河流、甚至雨滴中都有它的影子。美國一項研究發現，80%的公眾尿液樣本中含有草甘膦。

草甘膦的爭議早已沸沸揚揚。拜耳公司因其Roundup品牌被指與非霍奇金淋巴瘤有關，在美國支付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和解金。盡管如此，2023年歐盟仍將草甘膦重新授權使用十年。農業與化工行業的游說者警告，禁用草甘膦會重創農業生產。各國態度不一：法國嘗試逐步淘汰，德國承諾禁用卻遲遲未行動。

草甘膦是否引發帕金森病尚無定論。拜耳堅稱，全球監管機構均未發現其產品與帕金森病相關。但Bloem認為，問題不在證據不足，而在檢測方法過時。傳統毒理學測試關注急性毒性，如癲癇或器官損傷，卻忽略了帕金森病這種慢性、隱匿的神經退行性損傷。他打了個比方：“我們等著看老鼠走路是不是歪了，但帕金森的傷害早在症狀出現前就已發生。”

更棘手的是，監管測試通常孤立地評估單一化學品，忽視現實中多種化學物質的交互作用。2020年日本的一項研究顯示，草甘膦與MPTP結合時，對腦細胞的破壞遠超單一物質。Bloem稱這為“噩夢場景”，而現行監管完全未考慮這種風險。

Bloem對監管體系的失望不僅指向科學漏洞，還指向背後的利益糾葛。百草枯的生產商Syngenta曾被曝隱瞞其腦毒性數據，拜耳也因未向歐盟提交完整毒性研究而受批評。Bloem質疑：“這些公司賺取數十億利潤，為什麼要指望他們優先考慮公眾健康？”

他將矛頭指向歐盟食品安全局(EFSA)。EFSA負責人Bernhard Url承認，當前評估框架未充分考慮長期低劑量暴露及化學協同效應。“科學跑得比法律快，”Url說，“我們只能基於現有數據和框架評估風險。”但他強調，最終決定權在政治層面，而非科學機構。Bloem對此直言不諱：“科學指明了路，但政策選擇是否前行，而食品體系的利益集團總讓決策偏離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