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订婚强奸案的撕裂:只靠法律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2025-04-24 | 来源: 风声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阅读完案件材料和相应法律定义后，所有受试者都需要就改编后的伯科威茨案中“女方是否存在有效同意”和“男方是否构成强奸”等关键问题作出判断。数据显示，受试者对性同意的判断呈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分野：秉持平等主义世界观者更倾向于认定男方构成强奸，而持等级主义立场者则普遍认为性行为具有合意性。这种认知分化，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解读——即便面对“女方多次明确拒绝”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等级主义者仍倾向于将其重构为“欲拒还迎”的暧昧表示。

这种认知差异的深层逻辑在于，等级主义者往往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将女性在性活动中的被动性视为道德纯洁的体现，因而将口头拒绝理解为“象征性抵抗”。在这种认知框架下，女性说“不”被理解为是男女性行为中的正常表现，而非女性的反对和抵制。平等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女方在性行为中持续、明确的拒绝，男方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任何对“不”的重新诠释都是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性别对立。卡汉的研究发现，最坚定地支持案中男方不构成强奸罪的人群，恰恰是持有等级观念的女性群体，特别是那些岁数较大的女性。

这些女性对受害者的苛责，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规训暴力”——通过谴责偏离传统等级主义性别规范的受害者，这些岁数较大的女性既维护了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道德优越感，又强化了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被父权制等级主义规训最深的女性，反而却成了该制度最顽固的维护者，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荒诞而又残酷的事实。

该研究还发现，在性侵案件的判断中，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往往凌驾于已有法律规定之上。数据显示，不同法律定义对实验参与者对案件最终判断的影响微乎其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本来就有的内在文化认知。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案件事实和法律指引，持不同文化立场的人仍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判断的极化现象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认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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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依靠法律，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卡汉实验中的文化认知理论，为我们解读山西大同强奸案的舆论撕裂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大同强奸案中舆论场上的对立，绝非男女性别之间的对立。甚至，有不少男性对案中女方的强奸控告和二审法院的判决表示支持；当然，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部分女性站在为男方开脱的阵营里。这种错综复杂的立场分布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关于法律应如何妥当规制男女性行为的文化价值观之争，而非简单的性别站队。

其次，单纯依靠法律修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完善立法、明确司法标准至关重要，但若不能同步推动整个社会对强奸的文化认知变革，再完美的法律条文也很可能沦为社会偏见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