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 川普關稅戰傷害性大!中國一問題惡化

2025-05-01 | 來源: 風傳媒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即便是在大陸五一假期的首日，我發現民眾出游的同時也不忘在交通工具上討論當下中國社會最熱點的話題之一“關稅戰”。從川普第一任期開始，中美間就已經進入關稅大戰的交鋒，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都以為這第一任期的關稅戰並未停止。

事實上，確實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在川普第二任期一開始，關稅加碼措施相較於之前大幅提升到除經濟之外的領域，對於那些與中美兩國民間交往來說是一個很難接受的現實。這就像中國古代兩國打仗之前，邊境上如果看不到長長的貿易隊伍，那就意味著民間交流戛然而止。

中國除了利用之前的貨幣政策對消費市場產生新的刺激之外，現在還將基本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擴大。雖然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極為普遍，但是對於北京而言，擴大覆蓋基層保障則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吃低保的大學生，未來該怎麼辦？

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發布有關《關於加快構建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高品質就業服務體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檔說，高度關注到離校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群體，並進一步部署落實離校未就業畢業生實名就業幫扶要求，按規定將符合條件的離校未就業畢業生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救助范圍，持續監測離校2年內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等。

這就意味著像是應屆畢業生、往屆畢業生和離校兩年未就業的畢業生都屬於“吃低保”的范疇，同時也向外界傳遞了一個信號就是現在中國的就業市場非常不樂觀，這對於北京而言不管是從政權穩定還是經濟發展來說都不是好事。

原本在中國，“吃低保”屬於曾經經歷上個世紀國企和央企改革的下崗工人，即40、50人員。這部分人屬於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先被清洗掉的，現在很多大學生的父母也是這些下崗人員的一部分。後來，隨著中國農業稅的取消，低保又出現在中國農村地區，城市地區的低保一直自上個世紀末尾才逐漸興起。對於那些剛剛走出大學的畢業生，就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問題，這樣給所有人都發出很明確的信號就是新鮮的血液難以補充到用工市場上。

原因之一就是企業沒有能力去招聘，一方面中國消費市場的疲軟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增加，那些長期依賴出口的企業在遭到川普關稅的打擊後，即便是調整到中國國內市場的轉型也需要一定時間，這樣就面臨最大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的幹預到最後不管事了，基本保障資金殆盡之際，這些人該怎麼辦？

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中國年輕人找工作的競爭相當激烈。（AP）

在中國社會還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形勢是，中國的基本保障金覆蓋群體可不止這些大學生，還有退休職工、農民等。此前，西方金融機構預測中國將在未來出現社保資金枯竭的現實，但是中國政府堅決予以否認。從現實中，中國各地黨政部門卻還繼續動員本地民眾踴躍繳納養老金和醫保等。

雖然構建合理儲蓄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十分現實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回暖跡象越發不明確的情況下，兜底保障則成為目前財政和社會治理上的一大難題。

農民增加養老金，望梅止渴還是穩固基層政權？

現在中國農村地區的養老金的標准各地層次不齊，以河北省為例，當地養老金則是在每月100左右，上海和北京去年已經分別達到1490元和961元，四川、湖南等地仍在200元以下。如果超過80歲看病幾乎可以不花錢。這對於生活在農村的民眾來說，生活成本的降低意味著相關救濟標准並不會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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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現實問題是，中國農民養老金與政府機關及企業職工的養老金的金額相比，差距是數十倍乃至上百倍。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騰訊財經》4月25日播出的節目中說，面對中美貿易沖突升級，中國接下來需要進一步刺激消費來提振經濟。他建議提升農民養老金，通過增強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來擴大內需。

在陸挺看來，如果為月領200元養老金的農民每月增加額外的200元補貼，使其收入翻番，“對他們而言是非常大的增長”，對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將顯著地拉動消費增長。

陸挺認為，推進養老體系改革和保障水准提升，將是中國今明兩年最有效能的促消費政策工具。

另外一位出生在四川省農村，長期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知名媒體人彭遠文則呼吁，提高農民養老金，不僅可以促進消費，也有利於當局提高合法性、社會穩定與國際形象，更是中國告別“身份社會”的關鍵一步。

彭遠文提到的“身份社會”有一種十分明確的說法就是，中國的戶籍分為城市和農村戶口，二者在各項社會福利上完全是天壤之別。這也催生了一個新群體“農民工”，由於戶籍界限問題已經給中國社會治理帶來數年的困擾。

雖然大陸多地有消除這樣的隔閡，官方稱為“改變城鄉二元機構，形成一元結構”，但是以現實來看，鄉村振興和新農村建設則對打破地域歧視的問題只是短期的作用，長期來看，解決身份問題則成為城市與農村的差距縮小的關鍵因素。

曾轉發呼應彭遠文觀點的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錢軍輝，4月8日在個人微信公號發文稱，在養老金分配嚴重不均的情況下，對既得利益者來說，顯然並非所有人都願意分出手中“蛋糕”。

在中共今年的“中央一號檔”中明確提到“逐步提高”農民養老金。三月在大陸“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裡則宣布“農民養老金最低標准在2024年的123元基礎上再提高20元”。

一位廣東的民眾提到“由於每個人的能力不同、為國家所做的貢獻天差地別式的不同，待遇當然可以天差地別式的不同，年薪七八千萬元和月薪兩三千元都是可以理解的，老了、都幹不動了、都沒法再為國家做貢獻了，養家金天差地別式的不同合適嗎？只是希望財政給的補貼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錢軍輝以1.3億農村老人每人每月2000元養老金做測算說，一年需要3.12萬億元，“這對中央財政來說不算什麼”，“3萬億農民養老金增量可以帶動萬億級別的消費增量”。

增加養老金的同時，大陸政府在鼓勵消費，催生出所謂“銀發經濟”的現象發生。但是需要注意到，這些“銀發經濟”的消費群體多數是城市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對於那些普通農民來說則是一輩子在勞作的田園悲歌的寫照。

就像今年的大陸五一假期，在我出行乘坐的這趟列車上，我遇到了幾位美國留學生和一位來到中國做生意的巴基斯坦人。這幾位西方人士告訴我，中國雖然大門在打開，帶來很多發展機遇，但是真正實現理想型社會還很遙遠，從現實看，我們注意到的是一個發展向前，民生繞圈子式發展的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