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总量已超美国,人均公共图书馆数却只…

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二十年前，一位颇有建树的南京大学校友和美国名校化学博士通过多年的仔细观察说：“中国人不读书，只读教科书”。而图书馆，便是培养民族阅读习惯的一个重要场所。

每所大学都有图书馆，往往还有不止一个，其中最主要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最多的大学图书馆当属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千七百多万册。同样，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也不止一个，最大的那个在“图书馆”前通常以所属城市命名或再加上“市立”或“公共”二字，如南京图书馆或纽约(专题)市立图书馆。

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书籍，但馆藏图书数目却从来不是衡量图书馆的最重要的指标。图书馆最重要的指标除了馆藏图书的内容质量外就是藏书的“流通量”，好比经济学家衡量经济活力注重“货币流通量”一样，这是图书馆“使用效率”的度量。类似前几年中国政府的一句告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

许多人都听说过一百七十年前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桌下留下的“马克思脚印”这个故事。虽然“脚印”纯属子虚乌有，但是自1850年6月起，伟大学者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为了撰写《资本论》，与伦敦大英博物馆结下几十年的不解之缘。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他通常待在那里的圆形阅览室中博览群书、收集材料、摘录分类、撰写书稿。他前后集数十年心血写就的四卷本辉煌巨着的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某种意义上讲，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是《资本论》诞生的助产士。

丘成桐在其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回忆了他在加州(专题)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读博期间，课余时间日夜浸泡在数学图书馆里。在浩瀚的数学大海中，他不仅收获了学问，也初识了一位正在攻读物理博士的美丽姑娘，并最终收获了爱情。

读书多而藏书不多的最着名的中国读书人非钱钟书先生莫属。据说他几乎不买书，也不藏书，但他最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当他还是清华大学本科生时，就以“横扫清华图书馆”着称；当他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时，他会每周定期去研究所的图书馆，归还上次借阅的一批书，再捧回一袋书。所以，钱钟书无需藏书，书中的人文知识、历史典故、精辟论述等已贮存于大脑中或记录在笔记本里。我在2019年有幸瞻仰了他在无锡的故居，目睹玻璃柜里数本大部头多语种蝇头笔记摘录，被他如此广泛的阅读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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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人，家里有专门书房，一排排书架看上去气宇轩昂，一层层精装书像西装革履的绅士立在其中，它们却几乎没有机会下架活动筋骨，因为主人只是把书当作富丽堂皇的摆设，在他们心中，面子远比里子重要，是否忙里偷闲真正读书并不重要，不是吗？

我自幼也喜爱读书，期间数学书读到一纸博士学位证书，其他书和数学书一样到现在还喜欢读。我从小受父母影响，长大后也得益于几个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一直随心所欲地读书，乐此不疲。

去年我读到一位留美学人的博客，专谈中美两国的公共图书馆。作者查询了官方统计，发现截止到2022年，中国有3303家公共图书馆，平均每42万人共享一家，而美国则有17278家，平均每家服务2万人。这样按人口平均，两国公共图书馆的数目相差21倍。如果加上非公共图书馆（如学校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美国共有131848家各类图书馆，而中国缺此官方数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近美国，学术论文总数已超美国，然而，从“公共图书馆数”这项量化“公民阅读普及率”的指标上看，两国尚有差距。

我在中美两国见识过多种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我想分享对两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功能和区别的某些简单观察，借此发表点一孔之见。

01 中国图书馆：腾飞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尚未开始腾飞，需要资金维持的图书馆资源不丰富。但由于建国后十七年出版业者的共同努力及编辑部人普遍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从科学技术到人文历史，一本本出版发行的专业书籍或普及读物给各行各业的读者提供了营养丰富有益健康的精神食粮，广受公民喜爱，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推出的汉译人文经典或随笔游记传记；科学出版社面向专业人士的科技着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不断重印或新出的各类教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挑选的中外文学作品。多年来，我每次回国学术访问之余，会造访当地古旧书店或旧书摊，挑购优质旧版图书。那时的出版总量虽与今日无法相比，但书籍内涵优美，少有东抄西凑之作，货真价实，也让为数不多的各地图书馆起到了文化教育先锋作用。许多名人都曾回忆到他们少年时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饱餐启蒙读物的幸福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