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性侵案背后,那些出庭作证的女性

2025-05-07 | 来源: 南方周末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4月22日，小雨（化名）收到来自英国伦敦警方的消息，下一步，警方可能会就她被邹某豪性侵一案与中国警方联系。

伦敦警方通报了邹某豪性侵案，并希望有更多受害者或幸存者能联系警方。图片来自伦敦警方通报。

4月2日，伦敦警方公布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邹某豪连环性侵案的新进展：邹案被公众知晓后，有23名居住在英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女性联系了警方，其中就包括小雨。在南方周末3月25日报道《“完美人设”下的连环性侵案：摄像头、“战利品”和名校留学生》中，她称自己于2022年10月被邹某豪性侵，案发地位于东莞市望牛墩镇的邹某豪家中。2025年4月，她就此事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目前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

邹某豪被称为“可能是英国最猖獗的性侵犯者之一”。2025年3月，伦敦法院认定邹某豪的罪行共28项，包括11项强奸罪，涉及10名不同女性，以及偷窥、非法拘禁、持有管制药物意图实施性犯罪等。这并不能涵盖所有，警方认为可能还存在多达五十余名受害者，邹某豪的电子设备中也储存了数百条性侵女性的视频。

伦敦警方发现，一些新增报警人的情况与现有视频或已指控的案件“完全不相同”。警方正在建立一份证据文件，供检察官审议，在6月19日法院公布邹某豪的刑期后，不排除二次起诉的可能性。

报道发布后，邹案的另一名证人李婷（化名）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这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她经历的更多细节。希望更多受害人站出来作证，成了邹案两名已经出庭的证人和另一名已经报案的受害人不约而同的心愿。

“他们没有道歉”

2025年3月，邹某豪连环性侵案开始被热议后，一些网友声称，在互联网上看过邹某豪侵犯受害人的视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对应网站，并未发现相关的视频。李婷也确认，在伦敦警方录口供时，警方明确告诉她，视频没有被上传至互联网。

家人尚不知李婷当年被性侵一事，由于担心去伦敦会让父母不安，李婷最终以远程视频形式出庭。她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的协助，出庭作证环节由她独立完成。

2025年2月，李婷作为证人，在法庭交叉问询的环节出庭。此时正值中国农历春节，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通过摄像头面对伦敦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回答控辩双方律师的询问，邹某豪不被允许说话，李婷也不会见到邹某豪。

那场性侵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李婷所处的位置也与伦敦相隔近万公里，但通过摄像头，她还是看见了邹一晃而过的身影：对方没有露脸，只有屏幕里露出的下巴和胸口。李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瞬间，自己出现了强烈的反应：愤怒、惊慌、喘不上气。

法庭上，李婷和邹某豪的聊天记录被逐条打印了出来，她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她要通过翻译，解释聊天记录的意思以及自己当时的动机。

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另外两名受害女性不同，李婷称被邹某豪性侵前，曾与他发生过自愿性关系。事后，邹某豪没直接回应她“是否愿意恋爱”的询问，而是希望二人继续见面，李婷感觉被骗，决定不再回应对方，直到2021年10月前后，邹希望见面聊聊，二人便在一个朋友聚会中见面。

性侵发生在邹某豪位于伦敦的住处。李婷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到断片，第一次睁眼，她趴在地上吐，下一个瞬间，邹就在她身上面无表情地性侵。李婷告诉伦敦警方，再次失去知觉前，她曾要求邹某豪停下来。

在二人最后一次联系中，李婷在微信上对邹某豪说，自己处于无意识且生理期的状态，他却依然要与她发生关系。邹某豪回答，他认为李婷当时是有意识的，同意与他发生关系。

“但我不同意。”她先后告诉了邹某豪、警方、陪审团和南方周末记者。

李婷被性侵后没有报案。她对法庭和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几年前自己的法律意识没那么强，二人的过往和共同的朋友圈让她一开始就否定了自己的感受：“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给了错误信号，让他以为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就不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此外，她还担心在没有意识时被邹拍下照片或视频，也担心激怒对方而让自己“社死”。直到2024年，她被伦敦警方告知，自己不在邹某豪拍摄的影片中。警方还告诉她，就算她之前同意了99次，也可以在第100次的时候拒绝。“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邹某豪的辩护律师做了推翻所有指控的无罪辩护。4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就邹案询问该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应。

庭审结束后，李婷和另一名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小兰（化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诉说自己被邹某豪性侵的遭遇，并呼吁更多潜在的受害者站出来。李婷说，从录口供到庭审结束后将近一年时间，邹某豪的家属没有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联系过她，也没有表示歉意。她觉得，她家人的行为根本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帮助邹某豪。

“你幸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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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小雨和李婷不约而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遭遇性侵后，她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

首先是不停洗澡。性侵发生后的第二天，离开邹某豪位于东莞市的房屋前，小雨在那栋屋子里洗了一次很长的澡。回到家后，她又洗了几个小时。在提交给伦敦警方的信件中，小雨将这段遭遇形容为“洗不掉的污秽”：自己不愿面对，也不愿回想，立刻删掉了邹某豪的联系方式。

接着是精神恍惚和难以应对的压力。“三天里我没吃饭、没睡觉，只喝汤。”小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伦敦被邹某豪性侵后，她回到住处，一个人消化情绪，随后报警。由于翻译沟通不畅，加上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困扰，她撤销了报警，但又在社交平台曝光邹某豪，希望警示他人。她说，当时的评论除了一些支持，还有不少质疑：为什么她晚上要去喝酒？为什么她要去邹某豪的住处？面对这些，小兰删除了帖子。

被害人有时还不得不重新面对侵害方。性侵发生后，邹某豪先后三次重新加回李婷。第一次，李婷担心激怒对方，以喝完酒删错人为由向对方做了解释；第二次李婷又删了他，直到第三次，她忍无可忍，直接告诉邹，他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

李婷说，那次双方进行了语音通话，电话里她开始责骂邹，但没等骂完，邹某豪就拉黑了李婷，此后不再试图联系她。但李婷依然可以从不知情的朋友处听闻邹某豪的动向，“直接请我朋友介绍好看的女孩给他认识”，她还在酒吧里两次遇见对方，每一次都装没看见，但心里还是会发慌。

遭遇性侵第二年，小雨发觉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头晕头疼，喘不过气。她去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她，这是精神问题，当时她并不觉得躯体化症状与被性侵的遭遇有关，直到2025年3月，小雨在互联网上看见邹案的讨论，那种发病时像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的熟悉感觉回来了。

事发两年多，仅见过一面，小雨曾以为性侵者的样貌已经模糊了。一开始，她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只觉得网络上邹某豪的照片与当初那个人有很相似的轮廓，直到邹某豪被捕视频中，一张他俯看镜头的截图触发了回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他就是以这样的视角看着我。”

一个人经历了难以置信、意料之外或是创伤性的事件后，她的情感或者身体也可能被冲击。一份由英国萨默塞特郡及原埃文郡性侵和性虐待支持系统制作的《性侵害幸存者自救手册》（以下简称自救手册）发现，受到侵害后，每个人的反应可能各有不同，这些反应不仅私密，还会与个人情况有关。身体上，它可以表现为肌肉紧张、疲惫、头痛、呼吸不畅、胸口发紧；情绪里，它可以表现为喜怒无常、惊恐发作、记忆不佳、抑郁感和负罪感；行为上，受害人也可能会出现抽动、多话、自残等。

这份自救手册写道，在危险和创伤中，人们的求生本能会抑制理性思考，大脑直觉的那一面会做出一切努力，确保受害人以最小的代价活下来。如果受害者活了下来，大脑就学会了这种抑制，在以后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沿用这种反应，导致受害人过度警觉，或者感到麻木。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提到邹案可能还存在更多受害者时，三名受访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和内疚。李婷失声痛哭，她不停地说自己感到内疚、后悔：“当时如果我站出来，就可能不会有五十多个受害者了。”

“不要因为后见之明而苛待当时的自己。你幸存下来了，并且正在疗愈。”自救手册这样说。

“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

“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这件事。”三名受访者遭遇性侵后，均没有寻求家人的帮助和安慰，只有小兰在邹某豪宣判有罪后，将此事告知家人。她回忆，被邹某豪性侵后，自己没向学校寻求帮助，回国后她曾找过国内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感觉意义并不大，“他没定罪，找任何机构都没用”。

案件审判后，李婷同样没把这段经历告诉周围朋友。“有人抱着吃瓜态度给我转相关的帖子，我有时候不回，有时候装不知道。”

2025年4月，小雨也向东莞警方报了案，目前警方已受理这起案件。她希望，如果邹某豪有一天回国，也能在国内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若干年后，他和他的罪行一起被周围人遗忘。“我有一种愤恨的心情，非常想要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记住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伦敦警方在公布邹某豪连环性侵案进展的同时，感谢了这批女性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报案的勇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20年，公安机关每年立案的强奸类刑事案件数量在2.7万-3.3万之间波动，2021年后数量有所上升，超过3.9万，并在2023年达4.2万，但与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计相比，其比例仍不到1%。

2024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夏菲在论文《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中发现，中国性侵犯案件的发案率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强奸案发案率相比非常低。她认为，这一结果除了中国刑法划定的性侵犯罪犯罪圈较小、一些轻微性侵行为已通过治安处罚处理外，还受到犯罪黑数的影响。

犯罪黑数，是指一些隐案或潜伏的犯罪虽然已经发生，却因各种原因没被计算在官方正式的犯罪统计中，这会让刑事司法数据反映的客观犯罪现状变得模糊。在性侵类犯罪中，犯罪黑数问题在各个国家都十分突出。

夏菲在文中认为，目前中国性侵犯罪的实际发案数与警方立案数差异难有客观、清晰的判断。她引用了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关数据推测其概貌。美国的犯罪被害调查显示，2022年包括强奸在内的性侵犯罪的报案率为21.4％；英格兰和威尔士性犯罪报告显示，在截至2020年3月的年度周期内，16到59岁的受侵害女性和男性的报警比例分别只有不到16%和19%。

夏菲分析，犯罪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公开，被害人往往要经历自我污名、人际污名和结构性污名这三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污名化，其结果就是再次受害和反复受害，报案因此成为一个不那么容易的决定。“我国的性侵犯罪被害人在考虑是否报案时有更多顾虑：文化中对性问题的高度避讳；传统贞操观的强大影响；注重人际关系和谐而忽视个体性感受，刑事司法体系及整个社会缺乏对性侵犯罪被害人必要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