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对比七年前中美交手三大不同:地点人选经济压力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财长贝森特在暂缓关税的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接到了大量来自商界领袖的电话，并先后于周末和特朗普作出决定的那天早上，分别在“空军一号”上和椭圆办公室内与特朗普进行了交谈。

一些贸易政策老手表示，即使特朗普团队成员大致上支持其经济议程，贝森特在关税问题上的中心角色突显白宫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美国从全面全球贸易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贸易代表格里尔则显得存在感不强。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担任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首席幕僚，并参与了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这一轮关税战中，他较为出名的一幕是，4月9日，格里尔正在国会就关税问题作证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关税暂停，格里尔在听证会现场承认自己也是刚刚得知，此举被国会议员大肆批评。

地点变化：从北京、华盛顿到瑞士

此次谈判选择瑞士，而不是中美任何一国。上次谈判，莱特希泽等美国代表先抵达中国进行谈判，两周后，刘鹤等中国代表赴美再谈，并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暂缓征收关税。十多天后，双方再在中国会谈。一个月谈了三次，但停战局面仅仅维持半个月，双方又开始升级。

此后双方的接触层级，降级为副部长级，战火重燃，直至2018年底习近平和特朗普在阿根廷的G20会场见面，开启2019年第二轮密集的会谈，但地点依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轮换。

这一次，特朗普在实施关税后，中美互加关税到了极高的程度。专家将这场较量比喻为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胆小鬼游戏”（Game of chicken），双方试图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悄然寻求互利的结果——也就是让贸易战降级。

“我预期双方会来来回回，因为华盛顿与北京都不希望被看成先让步的一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庄嘉颖（Ja Ian Chong）此前向BBC表示。

“但整体而言，贸易战降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双方有共同的动机。”

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学者宋文笛（Wen-Ti Sung）则用另一种方式说明：“就像两辆赛车迎面而去，看谁先转弯就被视为较弱的一方。而这一刻，双方都不想显得软弱。”

率承认自己啓动关税谈判的领导人，可能被视为在谈判中妥协。

“谁显得更绝望，谁就在谈判中丧失筹码，”宋文笛说，“双方都希望塑造对方才是更急于谈判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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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会谈地点选在中立的瑞士似乎能规避上述问题。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经过最近几周为争取更有利贸易谈判地位的频繁较量，美国和中国终于确认将于本周开始贸易谈判。

目前尚不清楚哪国政府拥有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局势看似有些僵持，双方似乎都略微软化立场以便开始对话，所以谈判将在瑞士这样一个中立地带举行，而非在美国或中国境内。

马志昂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表现出愿意坐上谈判桌的姿态，直到四月美国的对等关税出台后，才看到中国态度转硬，但中国从未关闭过谈判之门。“在我们看来，关键的行动方在美国一侧，任何缓和大概率需要由美国方面率先推动。”

关税压力变化：从20%到145%

七年前的谈判，经历了多次“不欢而散”，好不容易因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而又回转的余地，同时又出现“孟晚舟”事件，让双方谈判继续推后。

这场围绕着关税的较量，从2018年5月3日开始第一次谈判，到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持续了一年半以上，但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关税虽然不断增加，但整体税率在20%左右徘徊。

但这一次，中美之间大部分商品关税达到145%，部分甚至达到245%，对于出口商而言，这个级别的税率是“无法交易”的状态。

对美国而言，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浮现，多家美国零售巨头的CEO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议，直接警告其关税政策将导致供应链中断，“两周后美国消费者将看到空空如也的货架”，“价格也会被迫上涨”。此番警告促使特朗普随后对关税表态有所缓和。

另一重压力来自债券市场，新的关税实施后，美国国债的利率在亚洲夜间交易时段升至5%，这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如果发行新债券也必须设定更高的利率否则将无人购买，这将大幅推高美国财政的压力。而中国作为美债的第二大持有国（第一是日本），甚至并未抛售美债，否则这一压力将加剧。

对中国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正在积极重建消费者信心和糜烂的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经济，还将在今年夏秋之际，迎来数以千万级的毕业生，如果经济不景气，他们的就业将变得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