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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突发急病,医生为何选择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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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务员接受过专业的救急培训,在使用药物等方面也需格外谨慎/《向风而行》剧照


原因之一就是,乘务人员没有医疗资质,只能广播寻求有资质的医生,协助他们提供帮助。小雯说,只要航班上有医生响应广播,他们会第一时间请医生出示证件,全程记录施救过程,之后还要让医生签字、留下联系方式,证明一切是“依照医嘱操作”,万一有人投诉,他们能有证据自保。

这让乘务员和医生都陷入到了尴尬境地。遇到有人寻求帮助,出于善心,都想施以援手,可一旦涉及到追责问题,双方又有同样的顾虑,“有一个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那就是全盘皆输”,最终受损的,是患者本身。


小雯说,假如某天没人响应寻医广播,乘务员只能尽最大能力提供基础服务和常规救助行为(如心肺复苏),其它“什么都做不了”。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飞机才会考虑紧急备降,但在大多数时候,飞机无法中断行程,患者只能熬到落地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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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来担责?

如果说在公共交通中,医生和乘务员的最大顾虑,是一不小心成了责任主体,那么,要想真正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施救,就必须在制度层面引入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机制。救人,不能只靠情怀和口号,更要让当事人心里清楚,一旦事情演变成纠纷,有人会为他们撑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墙。

小雯最近刚转到一家国外航空公司,她告诉南风窗,相比之下,外航在应对突发医疗情况时的流程更加清晰,也更有底气。如果旅客需要用药,只要简单确认对方是否有药物过敏史,就可以发放常用药品,包括退烧药、止痛片,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药。


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支撑点——地面医院的实时支持。小雯透露,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用多少,乘务员照做即可。整个过程会被记录在案,不需要谁为判断失误单独负责,也没有人被迫“自证清白”。



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向风而行》剧照


相比之下,国内虽然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保护施救者,但漏洞仍然存在。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刘颖律师指出,如果救助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比如明显违反医学常识或操作错误,仍有可能面临赔偿责任。但所谓“重大过失”,在法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定义。急救现场又往往混乱、条件有限,医生很难在事后完美复原当时的处置过程,一旦受助方事后反咬一口,医生将会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境地。

此外,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豁免规定也较模糊,一些细节地带存在争议,像退休医生、非本专业医生出手急救时,是否受到同等保护,也缺乏明确界定。

在这种背景下,施救者该如何自保?刘颖律师提了些建议,比如,在缺乏监控设备的场景,施救者可以用手机录音,记录患者的意识状态、呼吸情况及周围人的描述;并且邀请在场证人,用他们自己的手机拍摄施救过程,并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借助“平安好医生”等第三方平台,实时上传救治记录,形成带时间戳的电子证据。此外,保留用过的药品安瓿、器械包装等物证,也有助于后续专业鉴定。

在刘颖看来,未来在制度保障上也应该进一步着手完善。比如,应该清楚地划定什么叫“重大过失”,把救人时的“合理行为”和“严重失误”区分开来。同时,还要设立反诬告机制,一旦有人恶意指控施救者,就必须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不能让医生在善意救人后被反咬一口。她还建议推行急救行为备案制,施救结束后,医生可以通过卫健委平台事后报备,作为将来举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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