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师沦为高校"大厂"边缘人:末位淘汰,35岁危机

2025-05-12 | 来源: 每日人物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博士毕业那年，张执一不会想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其实已经预示了他未来的处境。

他以宗教学学者的身份回国找教职，过程并不算顺利。他先是拿到零星几所学校的offer，但都没有编制。后来，他刚好碰到现在这所学校往综合性院校转型，对文科专业有需求，于是成了被最后一批“大规模招聘”纳入的人，进了社会学主导的学院。

宗教学这样的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学科布点很少，再加上学科的研究周期长、产出慢、发表难，逐渐被贴上了“养闲人”的标签。“不生产论文，这是会拖累学院学术生产的”，那时他就听见这样的声音了。

综合性院校里的文科学院，就像大厂里“只花钱不挣钱”的部门，现在再也不能一直耗钱了。张执一所在学校的校领导发明了个词，叫“库存经济”。学校财政预算在减少，学院难以从中获得额外的拨款，只能依靠现有的人力和资源去“盘”。“如果能搞起来就继续搞，搞不起来就慢慢‘死’掉”，这是校领导传达的意思。

于是，文科老师和文科学院，都面临着一种自证压力——大家需要不断展示自己对学校、对社会有产出、有实际贡献，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必要性。

张执一看到，有学校的文科学院为了创收，开始面向社会开设“研学班”。例如新闻学院开创“人工智能人才培训班”、历史学院设立“领导力提升研修班”，社会学院也开办了“研学夏令营”。他想到自己曾掏钱带学生做暑期实践，而这类“研学班”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就能顺势帮学院提供一些补贴。他所在的院系，一些大佬级别的老师，拉到政府的横向项目，这也能为学院增加收入。

等不到"末位淘汰" 很多央国企干部也开始讨薪

▲张执一为了申请国家项目，加入到青年人烧香的队伍。图 / 讲述者提供

对更多老师来说，证明“产值”的方式就是努力发论文。

学术研究也得紧跟热点、拥抱市场。张执一每次申请课题，都会看到“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等，那些符合国家战略的选题，总是最热门的方向。“只有选择学校认定的优势发展方向，研究才能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潮流的变化也很快，人工智能火了以后，连哲学、中文和历史等传统文科，也都得跟AI有所结合，以此获得合法性。

“学术大厂”里，最受优待的是理工科老师。有老师戴着“海外优青”的帽子回国，直接被聘为正教授。他们手握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实验室里招满了打卡“上班”的学生。而如今，文科也兴起了“有组织科研”，导师们将底下的博士、硕士还有本科生聚在一起，各自分工，“就像流水线那样写论文，确保每个人每年都能发几篇期刊论文，集体为院系发展积累成果”。

就这样，不愿被边缘化的文科，也渐渐套上了工科思维。罗巍炎在某高校做博士后，作为一名文科生，他理解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原来都是苦行僧式的、思辨的质化研究，现在都是讲究数字的量化研究。”对于年轻学者来说，量化研究可以更快出结果，发表也更公平和客观。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写论文如果只是为了发表和评上职称，那么论文就被异化了”。

他感受到一种气氛的变化。在以前读博的文科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很松弛，大家随口的聊天都充满了洞见。但如今，人们评价那所学校，总会提到它的老牌和没落。而说起他现在所在的工科学校，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两所学校的咖啡馆分别叫“湖畔咖啡”和“满绩咖啡”，这仿佛是一种隐喻。确实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改变，学术评价里，数量和结果总是那么显眼。同行聚会时，人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常是，“谁又发了多少篇C刊、多少篇S刊”，而不是“他写了什么”。

张执一跟同事之间的交流算多，一个让他意外的发现是：论文发得多的老师，比发不出论文的老师更加焦虑。“一年发4篇的人，想的是今年发了这么多篇，明年不能比今年差，后年还想发得更多。”焦虑是层层递进的，会随着他们的高产而不断往上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