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一的爱情小说里,鲁迅藏了什么样的恐怖真相

于是很自然的，当子君正式走入他的生活，成为他最亲近的那个人，这种无由来的怪罪就转嫁到了子君的身上——得知比如涓生丢了工作以后，子君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

这本来是一句夫妻之间鼓励的话语，但在涓生听来，得出的结论却是“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其实通观前后文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屡屡碰壁而逐渐变得怯懦、焦躁甚至躺平的，其实不是子君而恰恰是涓生本人，但涓生这个时候使用了一种巨婴常用的“镜像思维”，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对方的身上，并试图通过厌恶、排斥和否定对方，来达到自我心理自洽的目的。

我们说，这样投影、卸责，靠指责对方以获得解脱，即便在当代的夫妻、情侣关系中也很常见，并堪称感情的致命毒药。而在一百年前，鲁迅已经用辛辣的笔调，将这种“劣根性”写了出来，他的眼光确实是尤为毒辣的。

与此同时，涓生其实也并没有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崇尚自由、独立和尊重女性。比如他在结婚之初对子君忙家务这件事，就带着最典型的旧式男性思维：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恐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划重点——“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也就是说，涓生心里认定，自己作为丈夫对于家务就是应该啥活不干的。他对妻子的关爱只体现在表示“我可以不在家吃饭”——然而吃饭这件事恰恰是家的象征，涓生这个提议相当于妻子看到丈夫工作辛苦，表态“咱可以不活着，大不了去死”，名为宽慰，实则施压。

而听了这话，子君“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

为什么凄然呢？大约是她依稀记起如今的生活，与当初两人相识的时候说好的不一样，当初涓生告诉她“男女是平等的”，那么既然平等，为何家务活“都是非她不可”。

当然子君如果开口，善辩的涓生恐怕依然有话说——“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家务平等啊，我在外工作赚钱，你操持一下家务怎么了？

是的，在小说中这段婚姻关系当中，涓生一直是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概念的最终解释权的。两个人名义上脱离了旧式男尊女卑、夫唱妻随的关系，子君放弃自己相对优势的地位，跟随了一个家人不愿意让她嫁的“进步青年”，但这个进步青年施加给她的痛苦却未必弱于传统夫权——

子君卖掉自己的首饰倒贴给涓生补贴新家，被说成是“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像传统妇女一样必须操持家务，被说成是“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但子君操持家务多了，无空读书，又被涓生嫌弃为“子君竟胖了”“手脚变粗糙了”“子君变得浅薄了”，还埋怨她叫自己吃饭打断了思路。

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被涓生解释为：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如果读书，接受进步思想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始乱终弃说的这么清新脱俗，那书却是不如不读。

问题的关键，就是涓生享有这一切事情的解释权，因为在知识上碾压对方，所有家庭中的矛盾，涓生都可以用“进步、平等、自由”为名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而子君想要达成丈夫的要求，必须同时在家务上是好即周到又善解人意的好管家、精神上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红颜知己，陪床时又时青春永驻、身娇体柔的佳偶良伴。

我想如果要是真把这些要求在婚前就向子君摆出来，恐怕她绝对不会和这个“进步男性”走入所谓的新婚姻——因为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男尊女卑，但因为经过了反复的磨合博弈，婚姻秩序好歹是有一定之规的，不会对女方的要求竟然如此苛酷，至少不要求女性在必须操持家务、承担生育责任的同时“深刻”。

鲁迅先生是敏锐的，他写《伤逝》显然是观察到五四之后，旧的婚姻制度已经在中国精英知识阶层中瓦解，新青年对新的婚姻关系无比向往，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但是这种投入却是暗含风险的，由于新的婚姻秩序并没有成型，甚至没有经历反复博弈磨合，所以它客观上反而是一个更“无规则”的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