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为什么大力"反儒"?

2025-05-16 | 来源: 汉八里文艺之声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就拿孔孟先哲来说，“假若他们真的具有真知灼见，并能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

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福泽谕吉如是分析道：

孔孟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

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

而伴随着广大民众的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

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就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

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也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

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

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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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孟子提出的“凡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可以理解为私德）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的观点，福泽谕吉提出了反对意见。

福泽谕吉认为，私德尽管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

因此，他建议民众“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原因很简单：

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

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

明治时代的日本

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

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褊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

这样的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