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曾经的这些高薪人群,收入腰斩

2009年，金融是不少高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行业/图源：《平凡的荣耀》剧照

十几年摸爬滚打在一级市场里，丁茂也过上过好日子。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又出现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接着是2018年，“双创”入选年度十大经济流行语。一时间，社会上浓厚的创业风气带动了投资市场。

“那时候房价每年都涨，招人也很火热，到处都缺人。投资公司多，市场上的钱多，创业的人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丁茂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头十年。

和所有人预期的那样，他完成了毕业、工作、升职加薪。他自称“农村里出来的”，在深圳一路打拼，进过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做过PE（私人股权），也做过VC（风险投资）。尽管从事的是投资研究，不做具体“业务”（销售类事务），但升到投资总监后，丁茂的月薪达到了3万元。

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丁茂在一线城市站稳了脚跟。但从2019年开始，他体验到过去从未有过的波动。最直接的信号是募资变难了。

据丁茂介绍，国内PE、VC机构的募资对象，一般是身家几千万到一两亿的“中小老板”，更有钱的，通常更愿意自己成立投资机构。

但近几年，“中小老板”的投资偏好渐趋保守，他们或退休或出国，甚至直接将公司关门大吉；加上过去不少投资机构收益表现不好，“把牌子做砸了”，导致市场上流动的钱越来越少。

“我们这个行业，钱就是子弹，没有钱你干什么？”

一开始，丁茂的月薪从3万降到1.6万，再后来，他失业了。如今，他待业已有两年，还没有找到新工作。

中年职业危机也席卷着香港的金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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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da在香港某大型金融外企工作，月薪近10万港元。今年4月某天，她被拉进一个线上会议，老板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你被裁了。

中年职业危机也席卷着香港的金融人士

全球经济都在进入低增长模式，金融圈裁员愈发频繁，Amanda算不上震惊，只是感到“有些突然”。去年年底，她的公司就传出了全球性的裁员计划，目的是削减成本，“同样一个岗位，如果不是必须放在香港或伦敦这样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它就会把这些岗位转移去印度、马来西亚”。

Amanda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此前，她在网上热衷晒娃，接到裁员通知后，孩子的身影在Amanda的社交账号上渐渐消失，她开始记录重新找工作的日常，从“母婴博主”直接变身“职场博主”。

再度赤手空拳地求职，她才发现，环境比自己想象的还严峻。Amanda作为在香港金融圈奋斗十多年的精英女性，裁员的落差、再就业竞争的残酷，还有对未来选择的迷茫，全部涌上心头。

02

变化在加速到来

紧缩是一种氛围，一种气候。通常来说，它不会在一日之内突然降临，但会有某些节点，让人们在回忆时十分清晰。

在投行工作的林华是“95后”，他说，没能赶上最好的时候。

林华主要负责IPO业务，“最好的时候”指的是注册制刚实施那几年。不同于过去通用的核准制，注册制将核准制下的实质性门槛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审核部门不再对企业投资价值做出实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