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八成銀行高管降薪,最高降幅82.4%

2025-05-24 | 來源: 財經雜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年來，在業績承壓必須“降本增效”的現實下，多數銀行高管薪酬不可避免出現縮水。

《財經》據Choice和銀行2024年財報統計，42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33家銀行管理層（包括董監高）薪酬總額出現同比下降，占比78.5%，最高降幅達82.4%。同時，受薪酬結構調整影響，不少銀行出現“高管降薪、員工漲薪”現象。

從降薪後的絕對值看，國有大行高管普遍受“限薪令”影響，而擁有更加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的中小銀行，高管薪酬則繼續領跑，個人薪酬最高者超400萬元。

1. 近八成銀行高管降薪，結構調整漸次落地

“降息潮”之下，銀行高管薪酬也明顯縮水。

《財經》據Choice和銀行財報統計，42家A股上市銀行管理層（包括董監高）2024年度薪酬總額為7億元，較2023年度的8.7億元下降19.5%。42家銀行中，九家銀行管理層薪酬總額同比上升，33家銀行下降，後者占比78.5%。

其中，漲幅最高的是華夏銀行（SH.600015），2023年高管年度薪酬總額為1745.5萬元，2024年增至2399.1萬元，漲幅37.5%。此外，2024年高管年度薪酬總額上升的還有杭州銀行（SH.600926）、南京銀行（SH.601009）、青島銀行（SZ.002948）、瑞豐銀行（SH.601528）、青農銀行（SZ.002958）、江陰銀行（SZ.002807）、工商銀行（SH.601398）、貴陽銀行（SH.601997）。

降幅最高的是長沙銀行（SH.601577），2024年高管薪酬總額降至248.5萬元，2023年為1411.1萬元，降幅約為82.4%。這主要是因為長沙銀行多位高管薪酬尚未公布。該行在財報中稱，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最終稅前報酬正在確認過程中。《財經》注意到，如2024年聘任的新行長張曼、副行長羅剛等高管，薪酬均未披露。

光大銀行（SH.601818）情況相似。該行2023年高管年度薪酬總額為2394.3萬元，2024年降至983.4萬元，降幅約為58.9%，也主要是因為部分董監高2024年的最終薪酬尚在核算確認中。2024年光大銀行高管薪酬統計人數為14人，2023年統計人數為18人。

不過從個人看，高管降薪已成主流。例如光大銀行副行長齊曄、副行長楊兵兵、董事會秘書張旭陽2024年稅前薪酬均在150萬元上下，都較2023年出現不同幅度下降；招商銀行（SH.600036）行長王良2024年薪酬296萬元，與2023年的345.32萬元相比下降了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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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降薪其實是近年銀行業發展變局的一個反映。在息差收窄、同業競爭激烈等因素影響下，銀行經營壓力普遍加大，不少銀行均在財報中強調“降本增效”。

與此同時，結構性調整也是近年一個重要變量。2022年8月，《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下發，要求國有金融企業合理控制崗位分配級差，有效平衡好領導班子、中層幹部和基層員工的收入分配關系，加大向一線員工、基層員工傾斜力度等。

而後，多家銀行明確“價值創造”，薪酬分配向價值創造的崗位傾斜。

例如建設銀行（SH.601939）在財報中稱，樹立鼓勵價值創造的考核分配理念，堅持薪酬資源向經營機構、前台部門、直接價值創造崗位傾斜；中信銀行（SH.601998）稱，以業績貢獻和能力展現為衡量標准的員工薪酬分配機制，不斷優化和完善內部收入分配結構，將薪酬資源向一線員工、基層員工傾斜；鄭州銀行（SZ.002936）在2023年業績會上提出“傾斜一線，優化資源配置”和“降本增效”的工作要求，明確高管薪酬在與經營業績掛鉤的基礎上，自2024年起分兩年每年壓降10%。

在此背景下，不少銀行出現“高管降薪、員工漲薪”的情況。《財經》據多家銀行財報不完全統計，2024年，農業銀行（SH.601288）、中國銀行（SH.601988）、建設銀行、交通銀行（SH.601328）、中信銀行、光大銀行、寧波銀行（SZ.002142）等銀行高管薪酬總額出現不同程度下降，但員工薪酬總額同比上升。

2. 中小行高管薪酬領跑，個人最高超400萬元

拉長時間來看，銀行高管降薪早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就拉開大幕。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金融監管和銀行治理中，更為關注決策層風險承擔行為與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關系，更為關注治理工具對風險的內在影響機制，在此背景下薪酬制度的設計也就更受重視。”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美國波士頓大學商學院訪問學者鄭子龍此前在撰文《中國銀行業高管薪酬管理現狀及趨勢》中稱。

中國監管部門也實施了一系列的幹預和限制措施，其中包括2015年1月推出的、被市場便泛談論的“限薪令”。

“限薪令”文件全稱《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其對中央金融企業高管的薪酬總額實施了直接限制，而後反映在國有大行高管薪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