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社会不仅是不人道的,也必然是贫困的

若将“性繁荣”视为一种社会需求，政策应避免过度道德化监管。例如，中国近年酒吧等“暧昧经济”的衰退，部分源于娱乐场所的严格管控，抑制了社交消费场景。适度宽松的社会氛围，才可能释放消费潜力。

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性开放与消费主义相辅相成，推动了娱乐、广告等产业的繁荣。

而日本“低欲望社会”的案例也可以证明，性需求减退，与消费低迷呈现显着的相关性。下面我重点说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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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低欲望社会”，非常典型地揭示了性需求减退与消费低迷之间，有着非常深层的关联。

这种关联性体现在经济压力、社会文化变迁、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中。

先用数据说话：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显示，18-34岁人群中，39%的女性和36%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且这一比例持续上升。

性需求减退直接导致与亲密关系相关的消费萎缩，例如：2024年日本新婚情侣数仅60.7万对，较上年减少1.4万对，婚庆、住房、育儿用品等消费随之减少。

娱乐消费的下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是夜店等“暧昧经济”场景的消费衰退，甚至于连奢侈品也会受牵连陷入低迷。

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个浅显的道理，性需求也是作为经济活力的心理映射而存在的。

在日本，“宅文化”与消费降级关系密切。二次元文化的盛行催生的“宅男宅女”群体，喜欢通过虚拟角色（如与初音未来结婚）满足情感需求，替代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这种文化现象直接减少了婚恋市场的活跃度及相关消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性心理的负面转向正在形成一种思潮。青少年对性持负面认知的比例上升（如认为性是“羞耻的”，或女性打拳厌男、直男厌女），进一步削弱了与性相关的消费动力。

日本职场文化强调加班与终身雇佣制，导致年轻人缺乏社交时间和精力。调查显示，超负荷工作使男性恋爱时间减少，女性因经济不稳定推迟婚育。这种“时间贫困”加剧了性需求与消费的双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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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育儿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过高，年轻人因担忧“无法承担子女教育费用”而放弃生育，连带抑制了母婴产品、教育服务等消费。

日本总人口已连续14年下降，2065年预计降至8808万，其中40%为老年人。劳动力减少导致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企业投资意愿受挫，形成经济停滞与低欲望的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虽推出生育补贴、加薪政策，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例如，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实现33年来最高加薪幅度（5%），但实际消费仍负增长。这表明，单纯经济刺激难以扭转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变迁。

日本的案例表明，性需求不仅是个人生理问题，更是社会经济活力的“晴雨表”。

性需求减退通过以下路径影响消费：最直接的是，减少婚育、娱乐等关联消费；看上去比较间接，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性萧条会削弱社会信心，抑制创新与冒险精神。

结构上的困境是，它会加速人口萎缩，导致市场长期收缩。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性萧条，与日本不同，有太多政策上胡乱压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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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生物学的视角看，性行为的频率受环境压力影响，也会影响人的创造性。

短期经济危机中，个体可能因生存压力，降低性欲以保存资源（如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后的“无性族”现象）。

然而，长期禁欲或性压抑，又会违背人类进化形成的生理机制，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进一步抑制消费意愿。

人类学家蒙塔古说过，性与生育分离（如避孕技术），推动了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分工优化。若社会过度强调禁欲，可能阻碍性别平等与家庭结构变革，削弱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供给。

举例来说，中国95后婚内无性比例上升，可能影响生育率与长期人口结构，进而制约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