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孩子被家暴时,每个人都可以报告

南方人物周刊：在防范和阻止未成年人受家暴和侵害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张丽霞：在一些国家，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问题，普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常态化报告机制，启动快、覆盖面广。虽然在这种高频报告下，确实会出现一些误报或错报，但也正说明整个响应机制要更高效，不仅要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还得有能力快速判断哪些是真正的风险，做好分级处理，避免资源浪费，也不漏掉真正需要干预的孩子。

在一些国家的家暴干预实践中，已经建立了家庭暴力的“致死性风险评估”机制，用标准化问卷快速判断受害人是否面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风险，帮助尽早识别高危个案、及时干预。对于那些初看只是轻微暴力或教育方式不当的情况，一般不会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引导家长参加亲职教育、冲突管理等课程，帮助他们调整行为。之后还会有跟踪评估，观察家庭教育有没有实质改善，必要时再启动司法程序。

南方人物周刊：据了解，上海青浦区试点“儿童安全码”，通过大数据分析异常就医、教育记录，自动触发预警。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吗？

张丽霞：这是很好的实践探索。“儿童安全码”通过整合就医、教育等信息来智能预警未成年人的异常情况，确实能提高发现问题的效率，也有助于各部门联动处理，值得探索和推广。但在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采集过多个人信息，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同时要防止误报太多、干预过度，让家庭和学校陷入不必要的压力。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孩子身边最亲的人存在暴力倾向，拘留几天后又回来了。还有什么办法保护孩子，比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能起到威慑和约束作用吗？

张丽霞：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根据反家暴法作出的民事裁定，其核心功能包括禁止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限制接触骚扰，禁止其接近受害者住所、学校或工作单位，并为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保障等。不光受害人本人，公安、妇联、居委会等也都能帮忙申请。在重庆巴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流程（从申请到签发）最快压缩到了20分钟。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太当回事。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施暴者觉得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是一张纸，撕了便是”。为此，有律师特意多复印了几份，告诉其他近亲属，“撕了没关系。但如果继续拒绝执行，要承担法律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张善根：2025年3月底，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白皮书》。当中提到，上海市2020年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只有3起案件，到2024年就有41起。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种方式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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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大家看到泉州棋童被长期殴打后自杀的新闻都非常痛心和愤慨，认为这样的父亲“不配做父母”。那么这类现象发生后，谁来评估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谁来决定是否剥夺他的监护权？

张丽霞：这个问题关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监护能力评估与监护权撤销。一旦发生遗弃、性侵、虐待未成年子女，或者监护人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的危险等，都能构成撤销监护权的判断依据。

在我国，监护能力评估这块还在慢慢完善当中。一些地方近年开始试点多部门协作。至于撤销监护权，根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有法院有权裁定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人可以是孩子的亲属，也可以是检察机关代表孩子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支持起诉的单位。

南方人物周刊：当父母和其他近亲属都不具备监护能力，国家监护怎样来兜底？

张善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时，需要被紧急安置，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

如果监护人资格已经被撤销，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通常也是在福利院这样的机构。另一种情况就是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些网络讨论中有人提到，收养和寄养是一种解决之道，不过孩子也会面临对新环境的不适应，甚至可能面临新的心灵创伤。

张善根：对。在国外有寄养制度，我国也有相关制度，但因国情不同，寄养制度是不发达的。实际上我国民政部门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也建立了一些资源库。一旦遇到有需要的情况，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经过特定程序委托的寄养家庭。对寄养和收养家庭的资质、抚养能力，当然也需要专业评估。在孩子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和“环境不适应”的两难时，只能“两害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