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餐飲酒死亡同桌人被索賠77萬

2025-05-31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舉證難

飲酒，原本是基於情誼、帶有社交屬性的私域行為。但一旦演變為法律糾紛，便迅速陷入“舉證難、認定難、量責更難”的司法困境。

王雷表示，這類案件的歸責原則是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的過錯責任，而非第1186條的公平分擔損失規則。擅長民商事訴訟的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亞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需滿足四項要件：侵權行為、損害結果、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侵權人存在主觀過錯。

第一道難題，往往出現在事發現場。“有沒有勸酒？”“是否知曉對方酒量和身體狀況？”“怎麼證明盡到注意義務？”類似的問題，成為庭審中的焦點。

王亞棟說，由於飲酒過程多半無影像或書面記錄，如何通過舉證來充分還原事實比較困難，當事雙方往往各執一詞。原告希望證明同飲者存在如強迫性勸酒、明知其身體異常（如心臓病）仍勸酒，或飲酒後未盡照料義務等過錯行為，並進一步證明這些過錯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被告則強調飲酒是自願行為，傾向於舉證酒桌上不存在勸酒行為，以及在發現其過度飲酒時進行勸阻；酒後履行了照顧如安全送離等義務，從而撇清與侵害結果的關聯。

從已有判例來看，舉證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責任劃分的走向。李春香曾統計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間，共同飲酒導致死亡的63起民事判決案例（排除交通事故、打架等因素），發現僅有39%的案件查明飲酒數量，而 80%以上的案件對於席間是否存在勸酒、斗酒或者提醒、勸阻飲酒等事實未能查明。

四川南充中級人民法院在今年4月底公布的一起案例，也揭示了舉證困境對判決結果的直接影響。判決書顯示，一審法院通過聚餐人員對當晚聚餐具體情況認定“未勸酒”。然而，死者家屬在上訴中指出，僅憑聚餐時白酒的數量、共飲人之一推斷認為無勸酒行為，缺乏證據支撐與客觀事實不符。

除了舉證困境，更棘手的是對“因果關系”的認定。以飲酒後發生交通事故的典型場景為例，2021年8月，河南濮陽男子楊某與其他三人飲酒後騎兩輪電動車回家，途中折返回聚餐地取藥後，撞到路沿石後摔倒身亡。其家屬起訴3名共飲者索賠60萬元。

一審法院認為，家屬無法證明楊某系被勸酒導致醉酒且共飲人未進行提醒，且楊某取藥時意識清醒，並未處於醉酒狀態，共飲人不承擔責任。楊某家屬不服上訴，今年3月，二審法院認為無證據證明共飲人對楊某的死亡具有過錯，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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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該如何分？

如何合理劃分飲酒者與共飲人之間的責任比例，也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難題。

今年4月底，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公布涉共同飲酒侵權糾紛典型案例時，該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祖鵬指出，涉共同飲酒侵權糾紛案件往往涉及召集者、飲酒者、共同飲酒人、聚餐場所的管理者等多方主體，此類案件致害原因多樣，損害後果嚴重；多數案件認定飲酒者本人承擔主要責任；對案件的事實細節認定、法律適用存在一定挑戰。

從已公開的判例看，飲酒致人身損害的情形主要集中於三類：一是醉駕導致交通事故，二是醉酒後溺水、墜樓等意外事件，三是因過量飲酒誘發基礎疾病、酒精中毒或猝死。除飲酒者本人外，責任主體可能還包括共飲人、場所經營者及交通事故中的其他肇事方等。

多數案例認定飲酒者為主要責任方，共飲人承擔次要責任。以上述濮陽楊某案為例，二審法院指出，共同飲酒時，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對自己的酒量有足夠的認識，也應該意識到酒後產生的後果，故每個飲酒者都對自己的生命安全負有最高的注意義務，共同飲酒人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護為主，以其他的安全保障為補充。

至於飲酒人和共飲人之間的責任劃分，盧以品的案例研究發現，約85%的案件中法院認定共飲人承擔責任，其余15%的案件則判定不承擔責任。

然而，在具體責任比例上，李春香的案例分析顯示，共飲人責任比例在10%至30%之間均有判例支持。多個共飲人之間究竟應適用“按份責任”還是“連帶責任”，觀點不一。

矛盾在訴訟結構中逐步顯現。代理過多起共飲者侵權案件的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坤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原告方為查明案件事實，可能會盡可能多的增加訴訟主體，即可能將同飲者或者其他侵權方一並起訴。

據李坤了解，法院在判定侵權責任前，會重點查明幾個事實，包括酒局中各方的角色，如誰是組織者，是否有勸酒“斗酒”等不當行為，其他共飲者有無對醉酒者盡到通知家屬、護送照顧等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