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畢業於985,卻沒把人生交給標准答案

2025-06-01 | 來源: 高見觀潮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作者：高恒

他們曾是標准答案的書寫者。

年少時一路拼搏，被稱為“別人家的孩子”，用一張張漂亮的成績單鋪出通往名校的通道。可走出校園才發現，社會也在悄悄拋出另一張試卷：大廠、編制、名企、年薪百萬——人生的“正解”似乎早就寫好。

只是，有人開始停筆了。

有人去了西南邊陲，開一家幾乎沒有客流的小書店；有人回到廈門記錄城市脈搏，感受自己理解的“新聞聲音”；有人在疲倦文旅央企的“流量+網紅+打卡”式內容下選擇另一個方向買下了人生第一支麥克風。

他們沒有拒絕成長，只是選擇用不同的方式前行。他們不再讓名校光環變成人生的鐐銬，也不願再被社會的坐標系定義“成功”。

互聯網產業時評人彭德宇認為：不是不優秀，只是不想再做那個“最標准的答案”。他們知道，人生不是單選題，優秀的方式從來不止一種。而哪怕有一天他們重返職場，也會帶著更篤定的腳步與更清晰的方向。

這一次，他們決定，先做真正的自己。

01·他畢業於名校，但最後成了一名城市漫游記錄者

“我也曾想過進投行的。”

2020年，林知意從人大新聞學院畢業。像他那一屆的很多人一樣，他的桌面上曾經同時打開著五份簡歷——給騰訊投的內容運營，給字節投的產品實習，給央媒的新聞編輯，還有一家投行的實習崗。他一邊改著word格式的字體間距，一邊想：“是不是我能去得最遠的地方，就意味著我有價值。”

他是那種“上進得讓人放心”的人——高中是市重點前三，大學是保研上岸，成績一直在年級前10%。他做過校園公眾號主編、入選過暑期創新項目、連續三年拿獎學金。每一項履歷看起來都很漂亮，像是被刻意擦亮過的玻璃。

“但我好像很久沒有真正感到開心了。”林知意回憶起大三那年，他進入一家國資背景的新媒體平台實習。每天9點進辦公室，編輯推送、審稿、選題會，一做就是三個月。他說，最開始他很興奮，以為那是“站在權力節點上發聲”，但一個月後，他意識到自己寫的選題、下的標題、采訪的對象、甚至結尾的金句，早就有“模板”。“我像是個不帶情緒的螺絲釘，精准但重復。”

畢業前最後一個實習，是在一家投行做內容策略。“原本我以為投行人都很精英、很能說話。”他笑著說，“但我那段時間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樣在凌晨三點催完數據還要說‘謝謝姐’。”他看到的是一群年薪百萬的人用“996”在換“中年焦慮的緩期執行”。“我沒有能力輕易評價他們，但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是不是可以，試一次不答題？”

畢業後，他沒有選擇留在北京，也沒有去上海，而是回到廈門老家。他租了一個海邊的老房子，接了一些遠程的寫稿單子，白天走街串巷拍短視頻，晚上讀書、寫城市觀察的博客。

最開始，他不敢告訴父母自己“沒有正經工作”。媽媽問他，“你不是讀新聞的嗎？怎麼不去電視台？”他笑笑，“我已經拍著視頻說話了，只是平台變了。”爸爸則更直白：“你就是在浪費時間。”但林知意說：“他們罵得越凶，我越想確認這是不是我真心想要的。”

他開始自己記錄他在廈門的城市角落裡遇見的人和事。他記錄曾在東渡碼頭擺攤的印尼移民老奶奶，也拍一個在中山路給流浪貓做窩的退休大爺。他說，他開始理解新聞不是“報道權威的聲音”，而是“靠近那些微弱的生活”。

朋友有人來找他說，“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不甘心？”他回答：“不是不甘心，是開始願意承認自己不一定非得贏。”

“如果一直在答題，我可能會忘了問自己問題。”

幾年過去了，他沒賺大錢，也沒靠流量暴富。他接過采訪項目，也做過視頻號的城市合作欄目，但更多時間，他花在城市裡走路、拍照、記錄。他的父母從不認同到開始轉發他的文章，讀者從幾十人到如今三千多人。他說，他好像慢慢和世界講起了話。

“我不覺得我失敗了。”林知意說，“我只是選擇了不那麼標准的成功。”

他偶爾也會和校友聚會，大家聊著大廠的裁員，升職的焦慮，KPI和OKR的計算。“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被落下了，但更多的時候，我慶幸自己跳出來了。”

他說：“我從來沒覺得名校是一張錯的船票，但我不希望它變成一張不能換方向的車票。”

“人生不是一道題，有時候，空著，也是一種答案。”

02·他們不做“標准答案”的人生，但每一個人都清晰如光

1. 劉若雲：北大中文系，辭職去藏區支教的那年，她26歲

劉若雲曾是“被安排得最順利的孩子”。

她來自武漢，高中是省重點，文科第一，保送北大中文系，本科期間發表論文、參加交換、進過知名出版社實習，畢業時被三家央媒同時錄取。那年春天，她以為自己會像學姐那樣，在新聞發布廳穿著白襯衫坐到燈光下，說出一句句斟酌過的國事大局。

但她沒想到，新聞發布會前的夜晚，她哭了一整晚。

“不是不感激那些機會，也不是不敬業，我只是突然意識到，我在復制他人的成功，而不是過自己的生活。”那場發布會之後，她主動提出延期入職。三個月後，她出現在了四川甘孜的一個藏族中學，做語文支教老師。

第一年很難，住宿沒有暖氣，孩子們的普通話水平參差不齊，教學進度完全落後。但她第一次在課堂上讀《邊城》時，一個孩子偷偷跑來問她：“翠翠最後有沒有等到那個船夫？”她記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什麼叫語言的力量”。

父母氣壞了：“你上北大是為了這個嗎？”她第一次平靜地回答：“我上北大是為了我能有權利選擇我的人生，而不是為了去一個更大的框架裡卷。”

她如今在成都做青少年寫作公益項目，收入不高，生活簡單。但她說：“我從未如此熱愛過‘中文’這個詞——它不再是簡歷上的專業，而是現實裡流動的、活著的表達。”

2. 韓澈：復旦經濟系，高盛實習過，如今開了一家二手書店

“我一直在走最頂配的人生路徑。”韓澈笑說。

在復旦讀書時，他是經濟系的佼佼者：連續三年專業第一，進過波士頓咨詢、投行暑期營，還在大三那年拿到一份高盛香港的暑期offer。他穿著Zegna的西裝，在中環的辦公室寫PPT寫到凌晨兩點，再吃一碗雲吞面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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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22歲，年薪百萬在望，但我晚上經常夢到自己在高三。”他說那種夢是“焦慮型閃回”——好像一直在沖刺，從沒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跑。

真正改變他的是一次路過上海五原路。他在周末逛街時，進了一家老舊的獨立書店，書架歪斜，灰塵撲面，他隨手翻了一本《瓦爾登湖》。店主是個退休語文老師，兩人聊了很久。他說：“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在說人話，而不是在‘表達價值主張’。”

他畢業後拒絕了全部offer，用三個月時間籌劃，最後在蘇州開了一家獨立二手書店。他說，這是一家“供城市人休息的縫隙”。他做舊書回收、做小型讀書會、寫一些金融行業的人文隨筆。“不是不愛經濟學，我只是覺得，它也該寫在溫暖的紙張上，而不是只有策略報告。”

他的復旦同學多數已成中層骨幹。他說：“他們都很棒，但我選擇了另一種活法——低頻的，緩慢的，但有余溫。”

3. 江詩然：中傳研究生，從體制離職後，她成了一名獨立播客人

“我畢業就進了北京一家大型文旅央企。”江詩然語速很快，但語氣溫柔。“父母特別滿意，‘穩定、有前景’。”她也滿意，第一年就拿了優秀員工，年終獎到手的那一刻，她以為自己“成為了體制內的上升通道”。

但問題是，她每天要修改幾十個文案，“不是為了內容質量，而是為了‘領導喜歡’。”她曾經寫過一篇古村落振興的策劃案，被連續刪改五次，最後變成“文化+流量+網紅打卡”，她說：“那是我最沮喪的一天，我意識到我不能再裝作自己在創作了。”

2022年，她裸辭。朋友說她瘋了，“你知道外面多難找工作嗎？”

她花了半年時間做播客，設備是二手買的，剪輯是自學的，選題是她最想聊卻沒人聊的：城市年輕女性的微妙掙扎。從“中產焦慮語錄”到“逃離北上廣但依然不快樂”，她一集一集做下去，如今節目有了兩萬訂閱。她說：“也許有一天我會回到職場，但至少我試過真正表達自己。”

她不富有，但她說：“我現在賺的錢少一半，但每一塊都屬於我自己。”

4. 陳渝：交大計算機碩士，放棄大廠，轉身走進山裡教編程

“你知道我當時手上拿的是哪家公司的offer嗎？”陳渝語氣平靜，“字節AI Lab，騰訊AI平台，還有一家硅谷回國的創業公司，做AIGC工具。我基本是那種一進面試就會被‘秒要’的人。”

他本科和碩士都在交大，計算機系。在導師眼裡，他是最有希望“進FAANG，打進世界中心”的學生。頂尖學校，對口專業，熱門賽道，前途一片“可預測的光明”。

但他卻在畢業那年，選擇了偏航。他拒掉了所有頭部公司的高薪offer，拎著一只行李箱去了雲南，加入了一家專注公益教育的非營利機構，負責在邊遠山區小學推動少兒編程與數字素養課程。

“我不是不想做AI，只是比起優化模型，我更想教人理解它。”他說。

在那些被地圖模糊處理的小縣城小學，他帶著孩子們用Scratch做游戲，用Python寫日記。他教一個六年級的男孩用代碼模擬了家鄉的梯田灌溉，也帶著女生們用Blockly拼出“太空探險”的互動故事。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Transformer，也沒聽說過GPT，但他們能用代碼畫出夢想。”他說，“那一刻我覺得，這些技能如果能早點被點亮，就不只是未來的競爭力，更是他們理解世界的另一種方式。”

有朋友說他這樣是“浪費學歷”。他笑了：“可能吧。但我一直覺得，學歷不該只是通向高薪的通行證，而應該是讓我看見世界不同面的窗口。”

如今的他，在做著與AI相關，卻不被AI定義的工作。他沒去創造一個模型，而是在播種一代人能去理解模型的可能性。

這些人沒有放棄過努力，他們只是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不是失敗者，而是定義者。不是繞過名校光環，而是不讓它遮蔽自己真正的光。

03·當我們不再問“值不值”，而是“想不想”

1. 人生不是考卷，時代也不只押一個答案

我們這一代人，早就不再相信“努力=好結果”這道萬能公式了。從小學就開始刷題，刷到了985、211，刷到保研出國，刷進大廠名企。可越是走得“正確”，越是有人開始質疑：“我想要的，真的是這個嗎？”

就業難、賽道卷、內卷化的理想，在2020年代後半段成了所有年輕人共同的BGM。你可能年薪三十萬，但每天加班到十一點，你可能上的是頂尖名校，但轉專業、轉行、被實習PUA，一樣沒少經歷。精英教育帶來的，不再只是“比別人強”，而是“比別人更快崩潰”。

不是名校不值錢了，是它的意義，正在發生變化。

2. 當“出路”變成“出身焦慮”的出口

很多時候，社會對名校生的期待是自帶天花板的：“你是北大的，就該進體制；你是復旦的，就該搞金融；你是交大的，幹嘛不去大廠？”仿佛名校的光環本身就預設了唯一軌道，誰轉身了，就是“浪費”。

但那些“轉身”的人，其實很清醒。他們不是不配進入主流，而是清楚主流不代表全部。他們拿到了“最強劇本”的入場券，卻選擇自己寫台詞。這不是叛逆，是更新。

就像劉若雲說的：“我讀書不是為了走一條更好的路，而是為了擁有更多條可以走的路。”

3. 選擇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看清之後的堅定

他們不一定比別人更自由，但比很多人更清楚“什麼不適合自己”。比起“穩定”“體面”“能說出去”，他們更在意“做了之後會不會開心，會不會有意義”。

在這個由流量定義熱度，由KPI定義價值的時代，這些人選擇慢下來，做一點“不那麼有用”的事：支教、書店、播客、公益教育。看起來脫離主流，其實是在打開另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路徑系統。

他們依然很卷，只不過是卷在自己選的地形上。像是在主流劇場外，自建舞台，燈光雖不耀眼，但始終為自己點亮。

他們畢業了，沒有走上看起來“最對”的那條路。他們有的去了遠山，有的去了老街，有的躲進自己的麥克風後面，有的走進小學教室。但他們都沒走錯。他們沒有放棄名校身份的意義，而是拒絕用它來定義整個人生。

他們不問“這樣做值得嗎”，他們只問“這是不是我想要的”。

這群人，是不被定義的一代，是用人生破題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