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畢業於985,卻沒把人生交給標准答案

2025-06-01 | 來源: 高見觀潮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朋友有人來找他說，“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不甘心？”他回答：“不是不甘心，是開始願意承認自己不一定非得贏。”

“如果一直在答題，我可能會忘了問自己問題。”

幾年過去了，他沒賺大錢，也沒靠流量暴富。他接過采訪項目，也做過視頻號的城市合作欄目，但更多時間，他花在城市裡走路、拍照、記錄。他的父母從不認同到開始轉發他的文章，讀者從幾十人到如今三千多人。他說，他好像慢慢和世界講起了話。

“我不覺得我失敗了。”林知意說，“我只是選擇了不那麼標准的成功。”

他偶爾也會和校友聚會，大家聊著大廠的裁員，升職的焦慮，KPI和OKR的計算。“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被落下了，但更多的時候，我慶幸自己跳出來了。”

他說：“我從來沒覺得名校是一張錯的船票，但我不希望它變成一張不能換方向的車票。”

“人生不是一道題，有時候，空著，也是一種答案。”

02·他們不做“標准答案”的人生，但每一個人都清晰如光

1. 劉若雲：北大中文系，辭職去藏區支教的那年，她26歲

劉若雲曾是“被安排得最順利的孩子”。

她來自武漢，高中是省重點，文科第一，保送北大中文系，本科期間發表論文、參加交換、進過知名出版社實習，畢業時被三家央媒同時錄取。那年春天，她以為自己會像學姐那樣，在新聞發布廳穿著白襯衫坐到燈光下，說出一句句斟酌過的國事大局。

但她沒想到，新聞發布會前的夜晚，她哭了一整晚。

“不是不感激那些機會，也不是不敬業，我只是突然意識到，我在復制他人的成功，而不是過自己的生活。”那場發布會之後，她主動提出延期入職。三個月後，她出現在了四川甘孜的一個藏族中學，做語文支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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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很難，住宿沒有暖氣，孩子們的普通話水平參差不齊，教學進度完全落後。但她第一次在課堂上讀《邊城》時，一個孩子偷偷跑來問她：“翠翠最後有沒有等到那個船夫？”她記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什麼叫語言的力量”。

父母氣壞了：“你上北大是為了這個嗎？”她第一次平靜地回答：“我上北大是為了我能有權利選擇我的人生，而不是為了去一個更大的框架裡卷。”

她如今在成都做青少年寫作公益項目，收入不高，生活簡單。但她說：“我從未如此熱愛過‘中文’這個詞——它不再是簡歷上的專業，而是現實裡流動的、活著的表達。”

2. 韓澈：復旦經濟系，高盛實習過，如今開了一家二手書店

“我一直在走最頂配的人生路徑。”韓澈笑說。

在復旦讀書時，他是經濟系的佼佼者：連續三年專業第一，進過波士頓咨詢、投行暑期營，還在大三那年拿到一份高盛香港的暑期offer。他穿著Zegna的西裝，在中環的辦公室寫PPT寫到凌晨兩點，再吃一碗雲吞面回宿舍。

“那年我22歲，年薪百萬在望，但我晚上經常夢到自己在高三。”他說那種夢是“焦慮型閃回”——好像一直在沖刺，從沒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跑。

真正改變他的是一次路過上海五原路。他在周末逛街時，進了一家老舊的獨立書店，書架歪斜，灰塵撲面，他隨手翻了一本《瓦爾登湖》。店主是個退休語文老師，兩人聊了很久。他說：“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在說人話，而不是在‘表達價值主張’。”

他畢業後拒絕了全部offer，用三個月時間籌劃，最後在蘇州開了一家獨立二手書店。他說，這是一家“供城市人休息的縫隙”。他做舊書回收、做小型讀書會、寫一些金融行業的人文隨筆。“不是不愛經濟學，我只是覺得，它也該寫在溫暖的紙張上，而不是只有策略報告。”

他的復旦同學多數已成中層骨幹。他說：“他們都很棒，但我選擇了另一種活法——低頻的，緩慢的，但有余溫。”

3. 江詩然：中傳研究生，從體制離職後，她成了一名獨立播客人

“我畢業就進了北京一家大型文旅央企。”江詩然語速很快，但語氣溫柔。“父母特別滿意，‘穩定、有前景’。”她也滿意，第一年就拿了優秀員工，年終獎到手的那一刻，她以為自己“成為了體制內的上升通道”。

但問題是，她每天要修改幾十個文案，“不是為了內容質量，而是為了‘領導喜歡’。”她曾經寫過一篇古村落振興的策劃案，被連續刪改五次，最後變成“文化+流量+網紅打卡”，她說：“那是我最沮喪的一天，我意識到我不能再裝作自己在創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