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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仇敵》:"嬌妻覺醒斗渣男"是如何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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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情誼成為當下女性題材影視創作的新趨勢。近期,兩部雙女主電視劇《以美之名》《親愛的仇敵》先後在優酷和騰訊上線,便不約而同地將女性情誼打造成了劇情的宣傳點。

若對女性互助的新敘事進行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兩條不同的創作路線。


路線之一更強調女性復仇,姐妹們團結起來並肩作戰,打敗施害者。

復仇路線通常與懸疑犯罪類型敘事相結合,如前兩年大熱的《黑暗榮耀》,女主人公文東恩與保姆大嬸姜賢南的關系比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更加打動觀眾的心。



另一種路線則更強調日常的女性互助,多與都市、職業、家庭等類型相結合,講述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給予彼此的溫暖和支持。

去年的《影後》,圍繞兩位影後彼此競爭又彼此依靠的微妙關系,展開了演藝圈老中青三代女性群像。



以此為參照,《以美之名》顯然是互助路線,姚晨和賈靜雯飾演的兩位整形外科醫生雖然在行事風格上南轅北轍,但始終在手術台上互相支持,也在手術台下分享生活。

劇集播出後雖未引起任何波瀾,但整體仍不失為一部水准線之上的作品。





相較之下,《親愛的仇敵》則更像是一盤使用瀕臨過期的食材加工而成的預制菜。

女性覺醒是為了手撕渣男嗎?

在播出平台的官方界面上,《親愛的仇敵》海報上標有“復仇爽劇”的字樣,似乎劇集應該被歸入女性復仇的路線。但該劇並非犯罪懸疑題材,而是都市情感劇。

都市情感劇如何呈現復仇?

平台首頁一句話介紹倒是概括得十分精煉准確:“嬌妻覺醒斗渣男”。

在故事的後半段,全職富太太陳凱西發現自己曾經共患難的丈夫陳勉已經在暗中轉移財產,又發現陳勉與助理有婚外情且助理已懷孕,於是決定離婚

由於全職太太在離婚訴訟中通常會陷入極端不利的處境,陳凱西與兩位女性好友——編劇羅曼、演員鍾傾城一起實施了“離婚作戰計劃”:鍾傾城重新接近原本就對自己有好感的陳勉以掌握其行蹤,拿到陳勉出軌不同女性的證據;羅曼也重新接近陳勉的投資人周慕孫加以商業上的牽制;陳凱西則繼續扮演柔弱無害的妻子讓陳勉降低防備。



最終在兩位好友的幫助下,陳凱西在陳勉公司上市前夜迫使對方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她獲得了孩子的撫養權以及陳勉的一半財產。

且不說這一套“上流社會”加演藝圈的組合拳對於普通人是否適用,從平台首頁滾動推薦的同期12部劇中倒數第二的評分來看,顯然觀眾並不覺得這種復仇有多爽。

觀眾並非不愛看“手撕渣男”,《消失的她》(2023)雖然被眾多專業觀眾詬病為“吃女性主義紅利”,但破33億的票房依然顯示了創作團隊對於中國電影市場的正確把握——犯罪懸疑與女性復仇在目前尚是可以進行復制的成功。

問題在於,當《親愛的仇敵》選擇用都市情感劇的敘事框架來講述女性復仇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它的目標觀眾:

不在乎性別議題的懸疑愛好者通常不會選擇都市情感劇,而在今天仍然會選擇都市情感劇的觀眾,卻早已厭倦了女人圍著男人打轉,不管打轉的動力是愛還是恨。



除了目標觀眾的失焦之外,正如“手撕鬼子”並不會被視作對戰爭問題的討論,懲罰“渣男”同樣只是對性別議題的扭曲和誤解。

在“女性復仇”的路線裡,復仇的對象從來都不應是某個具體的施害者,而是施害者所代表的系統性暴力。

2016年的日劇《直美與加奈子》,直美和加奈子這對好友在做偷渡生意女老板的幫助下,殺死了加奈子的家暴丈夫,復仇指向的是法律制度對於家庭暴力的習慣性漠視。






從2017年的美劇《大小謊言》到2022年的韓劇《黑暗榮耀》,女性的集體復仇一直與階級、家庭、種族等結構性問題相互糾纏:

何以就廣義而言,各個階層的女性都處在暴力的威脅之下?而受害者或者母親的共同身份,又是否足以讓女性跨越地域、階級、種族的差異而凝聚在一起?

相比之下,在同題材作品已然到達的深度和廣度面前,《親愛的仇敵》試圖用幾句感慨性別不公的台詞、一點女性互助的劇情把“嬌妻斗渣男”包裝成女性覺醒,這不僅僅是敘事的懶惰,也是把握現實之能力的喪失,其意義或許不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社交平台出現的“PPT文學”。

而同樣是圍繞著對婚姻和愛情的背叛展開的敘事,“PPT文學”尚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公共與私人、舉報與監督、法律與道德之間的界限。

閨蜜可以變身霸總嗎?

女性情誼成為新的敘事熱潮,當然是對“雌競”的普遍厭倦的應激性反應。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受到的支持和鼓勵,往往更多地來自女性友人、女性前輩和女性同行。

然而從《小時代》(2013)開始一直到《玫瑰的故事》(2024),女性到底如何建立關系、建立怎樣的關系,尤其是在離開青春與校園,進入成年與社會之後,一直是都市女性題材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的問題。

《親愛的仇敵》從劇名來看,顯然對於呈現女性之間的微妙關系有自己的野心,試圖描摹出既彼此競爭又彼此呵護的矛盾狀態。




這種競爭與“雌競”的區別,首先在於女性競爭的不再是男性的青睞或注意力,而是雙方對彼此的認可與重視。

劇集在這方面的敘事是取得了一定成功的。

當羅曼因為陳凱西將周慕孫介紹給鍾傾城而生氣的時候,她在意並不是周慕孫本人,而是自己與陳凱西多年的友誼是否不如認識了沒幾天的鍾傾城,自己在陳凱西的眼中又是否是一個具有魅力的女人。

相應的,陳凱西對羅曼的憤怒,往往來自“獨立女性”對於全職主婦的隱秘輕視,以及她作為全職主婦的自尊與自證。

相較之下,劇集對於彼此呵護的刻畫則落入了某種窠臼。

當陳凱西開始做美食博主,羅曼幫助她做策劃、寫腳本、找攝像,後期加上審核采訪稿,處理公關危機,一個人承擔了經紀團隊的全部工作。故事的後半段,羅曼與鍾傾城在工作之余的所有時間,也都投入到了陳凱西的離婚作戰之中。

一言以蔽之,在這裡能夠大包大攬解決問題的,不再是霸道總裁,而是霸道閨蜜。

這樣的敘事在近年來的姐妹情誼中十分常見。

比如《流金歲月》(2020)中,蔣南孫家遇到危機,朱鎖鎖找人買下蔣家的房子以解燃眉之急;又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唐晶通過男友給羅子君安排工作。





當觀眾發出“沒錢就不配擁有閨蜜”“這是閨蜜還是爹”的調侃時,批評的不僅僅是劇情上的懸浮失真,更是對於關系本身的質疑。

在當代社會的生活邏輯裡,當兩個人的關系涉及到房產和工作機會這樣的“大宗商品”,也就距離平等自由的友誼更遠,距離工具理性維系的資源交換更近了。

同樣的事情,由霸道總裁來做是以保護為名的控制,由女性閨蜜來做便是真摯深沉的支持了麼?

至於《親愛的仇敵》中“離婚大作戰”的關鍵步驟,需要小演員小編劇對掌握資源、財富和權力的男性進行情感哄騙,往輕了說是一種玩鬧式的撒嬌,往嚴重了說又何嘗不是“貴婦”陳凱西對於閨蜜的情感勞動的無償占有。



在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姐妹”之所以區別於“兄弟”,不僅僅在於性別身份的改變,也在於它試圖創造一種新的人際關系:既區別於梁山兄弟排座次象征的等級秩序,也區別於維系各種兄弟會的嚴密組織紀律。

在理想的狀態下,女性情誼實際上是關於更為平等和流動的關系的想象與願景。2024年的《好東西》與《山花爛漫時》,已經成功地勾勒了女性情誼在日常生活和偉大事業中的多種面貌,我們理應期待更多有趣、有溫度、有創造力的女性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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