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專訪長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

2025-06-04 | 來源: 德國之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中國媒體人、六四參與者長平向DW訴說他最深刻的“六四”記憶，以及為什麼“屈辱”伴隨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會對當時的自己說什麼？

DW：長平老師除了是中國資深媒體人之外，本身也是六四運動的參與者跟見證者。您是出生在四川，那個時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後來到1989年“六四”發生的那一年之間，您是學生。您在四川做了很多組織游行，或者是參與集會，還有宣講的活動。您好像寫了很多六四的故事，可是6月4號當天到底（在四川）發生了什麼、經歷了什麼比較少聽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6月4號當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或者是六四前後？

長平：對六四當天的記憶，第一個畫面就是鮮血。首先是我看見的鮮血，一個又一個青年學生捂著被警察打破的頭，滿臉是血，襯衣也被血浸了，被人攙扶著，爬上一個臨時搭建的講台，控訴中共當局的罪行。當時我是那個講台的搭建者和現場活動的主持者之一。

其次，我們從BBC和美國之音聽到北京屠殺的消息，我們可以想見很多學生和市民都倒在血泊之中，到處都是鮮血，其中有些是我們的熟人朋友高中同學。中共用坦克和機槍對付和平抗議的人群，讓人們想到不可思議，讓人們感到震驚。當天很多人都是光著腳回家的，尤其是很多女士，她們把高跟鞋或者運動鞋脫下來砸向警察。

另外一個畫面就是，在一條貫穿南北的大道，叫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上，軍車風馳電籌的呼嘯而過，一輛接著一輛。我從來沒有在城市裡見過那麼快的車速。當時已經是6月5日，當局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當時街上有很多圍觀的人群，這些軍車如入無人之境，完全不顧人們的死活，好在人們總是能夠迅速的散開。在我看來這就是毫無必要的炫耀武力，就是耀武揚威進行恐嚇和威脅。就跟今天對台灣的軍演一樣，它可能也是屠殺的一部分。

DW：那個時候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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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那個時候的主要情緒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這種這些感覺一直持續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信中說：學生抗議運動到了關鍵時刻，你也趕緊來吧！廣場需要你！寫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鋪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學。那位給我寫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最後，他的一條腿中彈了，被送到醫院進行了及時的手術，但是公安幹警找上門來要帶他去審訊，醫生堅決反對要帶他去審訊，說對康復不利。他仍然被帶走，他個性倔強不肯配合，大約一天之後他才被送回醫院。後來他留下了終身殘疾，兩條腿長短不一。

後來我對自己說，中彈的人也可能是我，毫無疑問，我是屠殺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我。在無數的同輩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後，我感覺到自己沒有資格害怕。

DW：這個“恥辱”或者是說“六四”經驗跟記憶，會不會影響到你後來踏入新聞媒體這個工作呢？

長平：六四對我的整個人生和後來的職業選擇，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想先解釋一下屈辱——屈辱伴隨著我的一生，這種屈辱來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殺，世界沒有公義，整個國際社會眼睜睜的看著暴行發生，它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且助長了其他暴行。

假如當年六四勝利了，中國實現了民主，烏克蘭會怎麼樣？香港會怎麼樣？台灣又會怎麼樣？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會持續太久，然而36年過去了，正義仍然在考驗著人們的耐心。

六四鎮壓的後果之一，就是讓很多中國人不再相信正義的價值。（很多抗爭者）在嚴密的囚禁中孤獨的死去，或者在沒有親人的陪伴下在異國他鄉生活。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嗎？還有人說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可以長期忍受一黨專制。它是值得為之奉獻生命的一個國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