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开希接受采访:时光飞逝,用纪念来进行反抗

郑旭光：今年的纪念应该主要有两个形式。一个是纪念的形式，一般会分享自己的亲历者经历，也会提出诉求，大概和天安门母亲张显玲她们提出的几条诉求应该比较类似，主要是厘清真相、追究责任、赔偿、昭雪和惩治凶手。

另外一个是研讨活动，当然会有反思内容。我觉得反思的内容过于单调，因为普通人对于反思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学生年轻，运动没有搞成，也有人就觉得没什么可反思的，因为共产党肯定要镇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普遍的人民意见。

但作为学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地看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六四故事，有的人局限于自己的经历，对于自己经历的描述。有人讲的是一个关于全景的故事，那就是有一套叙事。我觉得在民间，应该有非常少的人会接受中共的正史的叙事，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动乱到暴乱 ”，这是邓小平定性的 “ 426 社论”和“平暴 ”那一套叙事，非常非常少的人会接纳这套叙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暴力之下的一种叙事，没法让人服气的。

当然在这个框架里包括很多 ——比如党内的文件，官媒的报导，还有以民间学者的名义、研究者的名义，或者说以民运人士的名义讲一套故事出来 ; 也有民运的叙事，人民的叙事，但是人民的叙事是高度简化，易于传播的。我觉得有神话一样的英雄主义叙事，也有这种受难者叙事，也有“三国演义”式叙事，把它当一个重大的历史故事来讲—— 36年足以变成一个故事了。

还有就是民运叙事，我觉得胡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他在90年就写了八九民运反思，既是叙事也是反思。当时通缉的二十一个人里，有七个跑出来了，现在国内还有六个，剩下的都在国外。他们讲这些故事应该是没有太大妨碍。

逃亡者群体也会有一个叙事。万润南先生、严家其先生都有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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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基本事实的看法大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学术性叙事和民运叙事，基本事实不会有太大出入，民间叙事可能会有以讹传讹的很多东西。中共的叙事中间有大量的真材实料，也有大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所以需要鉴别。民运叙事和政府的叙事是高度政治性的，更强调价值观的东西。人民的叙事应该是一种传说，一个故事。

这三种叙事，主要传递的都是价值观。

对于学术叙事。每个学术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也有基本的操守，学术规范，要尊重事实，也不能违反逻辑。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倾向，每个人因为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学术叙事反而是最不发达的一块，就是因为真材实料的东西非常难搞到。

民间的，这些流亡出来的非常少，一部分能够站出来讲自己经历，因为站出来讲自己经历基本断了自己回国的路。大部分有过六四经历的八九一代，即使他定居美国，也远离这些事情不吭气。就像那些拿六四绿卡的留学一样，大部分人是不吭气的。所以有很多民间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曾经发生过那么大的运动，全国上百个城市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游行，参与者如此之众多，海外的资料都很少，甚至很多人销毁了国内的资料。中共他们也可能销毁了最重要的资料，大部分资料也没法披露，比如死难者数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等六四“平反”或者中共垮台以后，这个事不再成为一个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一个公正的调查，也许官方主持，也许是民间，也许是共同主持。这是中国人自己历史上的事情，迟早得把它搞清楚。

有的人说六四过去了，我觉得几代人过去了，但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过去。如果说这些活着的人都要把它忘记掉，即鲍彤先生说的“小天安门”、“小六四会” 接连不断，因为一个事件的不公正对待，它会形成一种惯例，对这种事情强压下去就好了。所以这方面是遗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