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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是怎樣傳播到民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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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8時至8時30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毛遠新,被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隔離審查”。中央為穩定局勢,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實施向黨的高層內部傳達“四人幫”垮台的消息,同時禁止傳媒公開報道有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傳遍全國。消息傳到哪裡,哪裡的人們開始都是震驚、懷疑,隨後便是驚喜。


傳達:由高層至基層,由黨內至黨外

10月6日晚10時許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通過華國鋒等人召集的緊急會議,及此後汪東興的電話,得知“四人幫”被捕,一致表示贊同逮捕“四人幫”的行動。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一連串“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同時個別告知一些老幹部,如李先念約鄧穎超談話;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7日,中央召開駐京的黨政軍高幹會議。

其中有上海的馬天水、周純麟,江蘇的彭沖、許家屯,山東的白如冰,湖北的趙辛初、趙修,南京軍區的丁盛、廖漢生,濟南軍區的曾思玉,武漢軍區的楊得志、王平等。

華國鋒神情莊重地宣布:王、張、江、姚陰謀篡黨奪權,黨中央對“四人幫”采取了堅決措施,將他們隔離審查,除去了隱患。會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9日,中央決定,從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單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報社,及全國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分批傳達中央15號文件。

18日,中共中央發出16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將文件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群眾。文件還說,有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證》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後,16號文件陸續傳達至黨外群眾。至此,事隔12天以後,基層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間,中央對新聞報道的處置

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葉劍英立即召見了吳忠、耿飆。



葉劍英對吳忠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嚴密控制新聞媒介。中央已經決定由耿飆同志接管宣傳口,你從衛戍區選調一批精幹、可靠的幹部,隨耿飆同志到廣播電台。”

華國鋒對耿飆說:“究竟怎麼搞法,如何控制住電台、電視台,來不及細想,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采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來。”葉劍英說:“要注意兩條: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采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

晚10時,幾乎與政治局玉泉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在衛戍區副司令員及警備一師副師長的陪同下,耿飆持華國鋒手令赴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華國鋒知悉後,高興地對吳忠說:“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此後,遲浩田三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社。怎樣進行宣傳報道,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接管電台以後,耿飆下達指示:“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吳德回憶說:“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復雜。一些被‘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都出現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一些追隨‘四人幫’的壞人就公開攻擊黨中央領導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叛亂的跡象。”



從10月7日至21日,全國報刊和廣播電台等傳媒,強調的是:“最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解放軍報》特別強調:“一切聽從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指揮。”

從10日開始,《人民日報》發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毛澤東語錄。從14日開始,出現“誓同一切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斗爭到底”的提法。

河北日報社的夜班人員,從種種跡象中察覺到氣氛顯然有了變化:“接收的新華社稿件,突然間由過去每天四五萬字減少到萬兒八千字,這是為什麼?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幾位‘人物’,怎麼持續幾天不見面了?人們苦苦思索,悄悄議論,越看越明顯了,但是誰也不敢說出第一句這是因為什麼。”

21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道的北京游行盛況:“廣大游行群眾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游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21日夜報道的北京群眾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道“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間,“小道消息”的傳播

盡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10月6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

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裡,人們間這種信息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倒台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6日晚間至10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

7日,因“告江青狀”從4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刻,分別得知消息。早晨,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那四個人抓了!”電話隨即掛斷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個人”是誰。

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鍾,住在萬壽路幹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掃室內衛生,友人李又蘭打電話告訴她:夜裡零點“四人幫”都被抓了起來。董感到:“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頭深深地呼了兩口氣,身體上下立刻都暢通了,天哪,真舒服,真開心啊!猶如27年前上海解放,頓時一切都明亮了。”

鄧小平也是在這天得知消息的。鄧小平的親家、鄧榕的公公賀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告訴正在單位工作的兒子賀平,並要他立即去通知鄧家。鄧榕回憶:“賀平騎著自行車,飛也似的回到寬街。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

鄧小平夫婦和鄧林、鄧楠、鄧榕,是在緊閉房門的廁所裡,又是特意放開自來水的狀態下,聽賀平“傳達”的。鄧榕記述:“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了!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

7日下午,從“文革”開始不久就靠邊站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當時正在看書,電話鈴響了,對方未通姓名,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是還有半瓶茅台嗎?喝了吧!”李莊再也無心讀書,挨到下班,一溜煙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飲而盡。李莊回憶說:“電話是一位穿軍裝的老戰友打來的,這是我們兩人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避禍定的一種隱語,表示‘四人幫’覆滅了。”



8日,消息傳到駐北京部隊。軍官們自發舉行了半公開的小型慶祝活動,招待所的酒銷售一空。茅盾是8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裡聽說的。韋韜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動物園附近等班車,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親是軍隊高幹。她悄悄地對韋韜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你說什麼?”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萬確,都抓起來了,是在前天夜裡。”“消息真的可靠嗎?”“絕對可靠,是我爸爸親口說的。毛遠新也被抓起來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傳開,人們半公開地議論,市場上白酒的銷售量突然猛增。許多人去買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還敲打螃蟹:“看你還橫行霸道不!”李可染上街,馬路對面的女詩人柯岩看見了,穿過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對他說了聲“天快亮了”,然後就離開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嚴寄洲到生產區打長途,副廠長劉沛然正在屋子裡手舞足蹈。

嚴寄洲說,你吃錯藥了?跳什麼呢?劉說,沒什麼事,清規戒律不會有了,你放心,今後搞故事片,日子好過了。嚴寄洲回憶:“我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他閉口不說了。還沒等我走到門口,劉副廠長實在忍不住,說你跟毛主席保證,絕對不講。我說好,我不講。‘上海幫’抓起來了!”

消息迅速傳播到全國

武漢。10月8日,黃昏時分,周而復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闖進來,迫不及待地說:“‘四人幫’給抓起來了!”又說:“中央昨天找到少數省市委負責同志到北京,開了‘打招呼’會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書記也去了。


葉劍英在會上宣布,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已經給抓了起來,沒打一槍,沒費一彈,就把反革命‘四人幫’粉碎了……”她接著說,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開了緊急會議,廳局長一級幹部參加,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好消息。周說:“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周而復回憶:“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漢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馬路上,我看到一條從未見過的大標語: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幫’!標語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佇立注視,有的一望而過,帶著懷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的馬識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傳。有人還據此寫了一份材料《馬識途同志從北京回來講破“四人幫”的情況》,廣為傳播,後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傳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復又傳回成都。

福州。華東地區血液病會議正在福州舉行,忽然會議室外邊的馬路上人聲鼎沸,聲浪由遠而近,越來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來是游行隊伍通過。在得知是慶祝“四人幫”被捕以後,與會專家個個興奮得跳起來,會議也不開了,大家自動加入游行隊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燈火通明,鞭炮聲震耳欲聾,如同狂歡節一樣。

上海。這裡多敘述一下上海的情況。

7日到京開會的馬天水,對逮捕“四人幫”事持有異議,由於會議紀律,不能將“四人幫”被捕事電話告知上海

當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處貼出了標語:“打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已被捕了!”警察把標語撕了,對圍觀群眾說:“這都是謠言,快走開,不許亂說!”

8日,華國鋒要求馬天水電話通知徐景賢、王秀珍來京開會。

9日,《辭海》編輯所傳出消息:“四人幫”三天前已被捕,這個消息是交通大學一位學生接到他高幹父親的來信以後披露的;這個學生和幾個一同刷標語的同學,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該所的職工大會上,負責人申斥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亂聽、亂傳謠言。

他說,“我們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勢十分穩定,革命形勢很好,四位首長照常負責,馬老已應召於前晚進京,昨晚還和景賢、秀珍兩位通了電話……”10日,極力想了解中央事態的徐、王抵京。他們參加了中央的“打招呼”會議,得知“四人幫”被捕事。





從15日開始,上海群眾自發地連日舉行游行集會,絡繹不絕。數以萬計的群眾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麼不傳達中央關於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


老報人徐鑄成回憶,就在“四人幫”在上海的同伙准備發動“巴黎公社式”暴動的緊急關頭,各機關、各團體乃至各裡弄的婦孺老幼,一齊出去上街游行,敲鑼打鼓,“打倒萬惡的‘四人幫’”、“清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等口號,響徹雲霄。

農村的情況如何呢?

北京延慶縣插隊落戶的季思聰回憶說:“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

”他用的那個‘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以後,“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幾個女生馬上追問:“還有誰?”“還有姚文元。”季接口說:“是不是還有張春橋?”“對!”雖然老宋想不起來第四個人了,但不要緊,只要這三個被‘揪出來’,再揪誰不揪誰都差不多。”



在另一個農村的大隊部,廣西知青錢文軍和幾個幹部閒聊。公社廣播站的崔會友闖進來,說:“北京抓住了四條大混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來了!華主席厲害,真厲害!能得很啊!”

“真的?”幾個人齊聲問道。接著,喝酒慶賀。錢文軍回憶:“酒壯人膽,接下去就成了訴苦會,全是那年餓死人的故事,崔會友更是哭成淚人一個。弄不清喝到幾點,幾個人全在大隊部睡了。”

當然也有聞訊後懷疑是“右派政變”之類的,甚至有議論要“舉行武裝起義”、“上山打游擊”的。上海、武漢、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深受“文革”之苦的各界人士,欣喜若狂

徐向前得知後,連說:“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說:“中國得救了!”楊勇說:“真是大快人心!”余秋裡說:“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譚震林興奮得徹夜未眠,拂曉時才睡去,後來從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知道。鄧穎超立即去看蔡暢、康克清和劉伯承,和他們同享歡樂。

胡耀邦對葉選寧說:中興偉業,人心為上,請幫我捎三句話給葉帥和華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張愛萍興奮不已,當即作詩一首:“忽報一夜陰霾散,扭轉乾坤安國邦。白骨授首張正義,偉哉壯舉永流芳。”

郭沫若張開雙臂同許德珩擁抱,連說“大快人心事”。許德珩回憶說:“當時我們高興的心情,不啻於第二次獲得解放,絕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於樹德說:“這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候一到,一定要報。”程思遠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應了這句中國古老的格言,罪有應得!”

時任吉林省石化局局長的洪學智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喜悅,他組織全局職工,敲鑼打鼓上街游行。時任武漢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的王健激動得手都顫抖起來,立即找消息靈通的負責同志打聽,經核實後,他就不斷地打電話,將這個喜訊轉告給其他戰友和同志。





文學藝術家們尤其如此。

黃胄熱淚盈眶,只覺紅日當頭,眼前一片光明。王元化一陣狂喜過後,一口氣跑到樓上摯友滿濤處,把這個喜訊告訴了他。兩人想說話卻說不出來,相互望著,默默地流淚。

艾青致信友人徐勇奇:“把‘四人幫’砸爛,真是從心眼裡叫人高興。這些人無惡不作,在這些人統治下,過的是白色恐怖的日子。現在,把這些妖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慶祝一百天。”

上海畫家唐雲喝了一斤黃酒,連夜畫了《捉蟹圖》。畫面上,一口大酒缸,三只酒杯,四只用繩子捆扎著的蟹。他還題七言絕句在畫上:“三雄捉得又擒雌,不許橫行放厥詞;揭蓋劈螯除四害,人心大快慶千卮。”

西安畫家石魯同友人徐行連幹了三杯太白酒,徐行寫詩:“晨星光清夜路靜,情滿心舒步履輕。花逢時雨誰為俏,西行回首見戶明。”石魯則以“花逢時雨俏”為題繪畫:一枝枯萎的月季,在蒙蒙細雨中復蘇。然後又寫了一幅“春到人間”的中堂。

南京女書法家蕭嫻從櫥櫃裡找出瓶好酒,斟了一杯,自己對自己說:“喝了吧,願天下從此太平!”一口幹了!接著寫了一副對聯:“明月千家滿,春風一夜來。”魏克明作詩:“歡呼四怪倒台後,日月增光人增壽。人活百歲不稀奇,決心再戰三十秋!”

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百萬軍民大會,慶祝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慶祝粉碎了“四人幫”的奪權陰謀。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出席了大會。與此同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及解放軍部隊,舉行了盛大集會和游行。

從秦城監獄釋放又被軟禁在潼關的楊獻珍漫步街頭,忽然發現到處貼著打倒“四人幫”的標語,遠處傳來鞭炮聲和鑼鼓聲,他馬上返回住所,打開收音機……這位飽受折磨的八旬老人,一連幾天都沉浸在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歡樂之中。

劉海粟偶然從收音機裡聽到喜訊,頓時熱淚盈眶,連喚妻子:“伊喬,伊喬,他們落網了!”他激情地畫了個風情萬種、身穿紅袍的鍾馗,題詞道:“看慣千年鬼魅,依然嫉惡如仇。烏紗拋卻更風流,換起香醪一斗。世上鬼多人恨,環球無鬼君愁。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

一個時代終於結束了。當然,極左路線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台而立即消亡。任重道遠,只能有待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去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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