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女權主義者:帶著反叛與關懷持續行動

2025-06-08 | 來源: 女流之輩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幾年來，中國女權主義者一直在復雜的境況中生存：一邊是和權利直接相關的性別議題被以“煽動對立”的名義持續敏感化，另一邊，對女性境遇的社會討論空前高漲，為相應的文化活動又創造了機會和需求。

作為文化中心，北京擁有活躍的青年女權主義社群。盡管如此，住在這裡的許多女權主義者依然要在資源和社會空間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依靠個體的熱情和投入才能維持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關注。從個人到團體，從線上到線下，從街頭到住所，女權活動空間在一處被關閉，就又在另一處開啟。她們的行動，在艱難中得以存續。

行動的起點

2019年3月，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位女生焚燒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以抗議對婦女節的污名化。秋水看到新聞，她希望“這把火燒得再大一點”。

秋水正就讀大學，交往當時的女朋友後，開始以女權主義者的身份積極加入左翼、酷兒等關心進步議題的群組。2020年的婦女節，她投入了高校學生的“反三七過三八”浪潮。媒體報道了她們的行動，秋水參與設計的海報和橫幅在微博獲得了上萬贊，她感到“挺欣慰和開心的”。

秋水參與制作的海報被張貼在校園內

之後幾年，她留意到社會風氣有所轉變。商家開始在婦女節這天宣揚“女性力量”，很多女性不再視婦女一詞為羞恥，連媽媽都說“祝女兒婦女節快樂”，讓她備受感動。但這次行動也令她感知到明顯的“環境壓力”，策劃群很快被迫解散，她和大部分參與者的關系也僅僅維持在了朋友圈的點贊之交。

2020至2021年，網絡女權文化發展迅速，隨之引發的是男權“大V”、社交平台和官方自媒體對女權主義者的全面圍剿，包括斥之為“港獨”、批量封鎖女權賬號。女權主義者的活動受到騷擾和舉報，不得不從公開的、倡導式的行動轉向以半開放式、提前招募並審核參與者的社群活動為主。

新模式讓女權社群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秋水認為，比起從前更為公開的互聯網討論氛圍，人們變得更在意安全空間，如一些女權群規定僅限“女性和非二元性別”加入。但它也帶來了積極的一面：這些群組因此更具備社群的支持性和凝聚力。她正是在其中一個群裡認識了朋友筱凇。

2021年6月，23歲的筱凇第一次參加女權活動。當時一位網名“韓是子”的在日中國留學生在疫情滯留期間自殺去世，此前她曾多次在網上為性別暴力及網暴當事人發聲。一些女權主義者為這位素未謀面的伙伴舉辦了線上追悼會。

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在視頻裡哭泣，屏幕上播放著韓是子生前的留言：“她知道世界是寬闊的，也想珍惜小野草。”她們的生命因共同關注的議題而交匯，讓筱凇感到親切和懷念。

結束後，她給活動組織者發信息：“姐姐，你可以拉我進一些性別相關的群嗎？我很想參與。”

筱凇從小是個“性格古怪”、充滿正義感的孩子，寧願自己被霸凌也要幫助受欺負的同學。她向大人宣布將來要做總統，“任命我媽為副總統，去改變這個世界，讓世界充滿愛”。上大學後，她走出小城，通過互聯網接觸到性別平等的理念，和許多年輕女性一樣，以2018年的“米兔”運動爆發為契機，開始了對性別議題的公共表達。

在生活中，她較為“社恐”，但對於關心的社會問題則表現得活躍而敢言。畢業那一陣，她在微博和朋友圈“女權出櫃”，“激情開麥”，為各種事件呼吁，結果“喜提”同學的拉黑和輔導員的思想教育。研究生備考階段，她染了發，馬上就被老師提醒面試時要表現得“老實”一點，“頭發不能是五顏六色的”。

筱凇曾經設想自己會按部就班地升學，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個男朋友。但隨著她的視界變得越廣闊，現實就越顯得逼仄。她漸漸想要過一種反叛而非安穩的生活，同時強烈地渴望找到更多能夠理解自己的人。

很快，一位叫章丹的跨性別女性在微博私信她，表達對她觀點的支持。兩人年齡相仿，就此開始了持續數年的友誼。

章丹出生於一個革命老區，就讀部隊周邊的小學，唱著紅歌長大。同時她也是個“二次元”，喜歡玩百合游戲，穿可愛的裙子和洛麗塔，自小就確定了自己的性別認同。

大三通過司法考試後，她覺得時機已到，向家裡出櫃，差點被情緒激動的父母送進精神病院。父母讓她喝中藥，帶她去佛寺。有一天在飯桌上，他們閒聊間向章丹講了老家一個“人妖”的故事：這個人因為“有兩套性器官”，被同鄉人欺負至自殺身亡，沒有人知道埋在哪，甚至“家裡人都松了一口氣”。

章丹感到恐怖，她對父母說：“我好了。”當著家人的面，她開始扮演一個孝順的兒子，同時暗下決心“逃出那個地方”。她自認不是學霸，因此加倍努力，一邊勤工儉學掙生活費，一邊考上了一所知名政法學校的研究生，最終順利留在北京。至今她在親戚眼裡的形象依然是“學習好，人又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去了大城市之後開始留長頭發”。

剛上研一的時候，章丹出於一種樸素的理想主義，一心入黨，希望付出努力“讓這個社會更好”。為此她做了許多志願工作，不幸跨性別的身份被同學曝光，受到排擠，入黨申請自然也沒通過。章丹很委屈，但更多是怨恨自己沒有達到條件，還給同學發信息：“對不起，不能和你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了。”

她自嘲是“跨性別和小粉紅的縫合怪”，默默順應院校“又紅又專”的環境和網絡上對女權充滿偏見的論調，即使內心掙扎也不敢表達。研究生兩年，她悶頭打工和學習，在封閉中度過。

直到2022年2月，“小花梅”事件在網絡上引起轟動，遙遠女性悲慘命運的曝光和隨之而來的官方維穩，令章丹心裡的高牆轟然崩塌，被宏大敘事所遮蔽的痛苦浮現出來。她決定去做自己真正認同的事。

正值畢業季，章丹為了呼吁不讓事件的熱度消失，花了大量時間收集新聞事件和人口拐賣的資料，制作打印了一百多份宣傳單，在圖書館門口獨自站了一天，見人就發。有霸凌她的人路過出言諷刺，也有許多人接過傳單，向她表達支持。

北京的2月寒風刺骨，地上的雪還沒化，但是天空特別藍。她在陽光下堂堂正正地站著，“感覺像一個人”。

2022年7月，一部倡導女性性自主權、反對性別暴力的話劇在北京公開招募演員，筱凇、章丹和秋水都加入劇組。她們在線下相遇了。

在社群中相遇

話劇排練場地在一個叫做“綠蔭”的性別多元空間。走過一條狹窄的通道，一個四四方方、足以容納二三十人的房間就在眼前敞開。在北京昂貴的地價和嚴格的管控之下，這裡為女權主義者提供了可負擔的、珍貴的聚集場所。

章丹經朋友介紹參與到其中，比起對表演本身的興趣，她更迫切想了解“女權主義到底是個什麼”。最初的一兩周，她就想過放棄。按照傳統，劇中跨性別女性的角色應該由真實的跨性別者出演，但導演發出邀請後，章丹堅持拒絕了，因為不願公開談論自己的身份。為此她也產生了自我懷疑，覺得這是“不夠女權”的表現。

周圍的伙伴都是“做事情的人”，充滿自信，不懼世俗觀念，不是在網上發聲，就是在組織活動。她隔著一點距離注視著，覺得女權主義像一首詩，“寫得很好，但是離生活很遠”。

排練每周末進行，持續了三個月，期間章丹也在綠蔭參加過不同主題的活動。某天她參與了一場女權寫作工作坊，房間裡鋪設著泡沫墊，十幾人圍成一圈，隨意地席地而坐。協作者邀請每個人自我介紹：說一個自己“最不女權的地方”，而且要用一種有趣而非評判的形式。

氣氛活躍起來。聽到有人說自己正在面對體貌焦慮的一瞬間，章丹產生了奇妙的感受，好像身邊的人突然“活”了過來，由一個遙遠的“行動者”變成了具體的人，像她一樣會在生活中因為瑣事而糾結。由此她得出答案：“女權主義講述的是我們切切實實所經歷的東西。”

秋水每周的期待就是走進綠蔭，那年生日也是在排練的房間裡，和劇組的伙伴們一同慶祝的。晚上她借宿在空間，就在平時活動用的墊子上席地而臥。地面很硬，不算特別舒適，但她睡在朋友們中間，被安全感包裹。

她據此給自己制定了之後的租房標准：一定要有寬敞的房間和一張大床，以便招待女性和性少數朋友們在家裡聚會、留宿，或是辦小型觀影會，即使這意味著要負擔高昂的房租。

在劇組，劇本是根據成員們自己身為女性和性少數的經歷改寫的。創作的過程中，相互之間的交流和信任不斷增加。不少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也會一起參與到其他行動之中。

2022年8月10日，一個周三上午，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二審開庭。法院附近的三條街道早早拉起了警戒線，令支持者們無法聚集。和一審相比，前去現場的人數大幅下降，但還是有“弦子的朋友們”頂住壓力來到附近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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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原本有出行計劃，碰巧航班延誤，她立刻抓緊時間趕來，短暫地和其他人相會。三次開庭，她一次不落地前往。第一次到得太晚，錯過了和眾多支持者相聚的機會，第二次和伙伴被執法人員沖散了，所以這次非常渴望和其他人的情感聯系。離開前她和在場的人一一擁抱，渾身顫抖。

章丹為了不被定位，沒帶手機就出門，到了現場“傻乎乎地找不到組織”。她四處張望，遠遠地看見一個“戴彩虹口罩的紅發女子”，認出那是劇組的伙伴，於是招了招手。對方飛奔過來，和她抱在一起。

庭審開始後，支持者們為了不被調查和驅逐，低調地分散開來。筱凇走遍了附近的快餐店和咖啡廳，一家店一家店地搜尋，鼓起勇氣和人打招呼，目的是和其他人取得聯系，以便第一時間相互傳遞信息。晚上6點，庭審結束，人們從不同方向奔跑向同一個地點，同走出法院的弦子匯合，在淚水和祝福中告別。

10月底，話劇正式演出，幾乎每場爆滿。最後一場在綠蔭舉行，室內擠了二十多名演職人員和五十多名觀眾，最前排的觀眾席和演員幾乎只隔一人距離，後來的人幹脆坐在樓梯上。

筱凇在最後一幕《米兔》中飾演一位性暴力幸存者，從遭受侵害後的自我否認中走出來，聯合其他當事人勇敢發聲，大聲說出：“我們是美麗的、有價值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否認的。”獨白結束，演員們在一片黑暗中走上台，隨後燈光開啟，照亮每個人的臉和她們交握的手，台上台下都有人在流淚。

觀眾坐在樓梯上觀看演出（照片經過處理）

筱凇演出後發布的朋友圈

這一年，筱凇收獲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信任”：被剛認識的朋友們邀請參加小組活動，加入反家暴志願工作，或者僅僅是一起去公園滑冰。她想要為社群“做一些事”的願望也越來越強烈。當向更有經驗的組織者請教如何開展活動時，對方建議她不要想得太復雜，先“找個地方”“寫寫文案”，招募參與者，從實踐中學習。

為了免費的場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組織了一場觀影會。大部分參與者對於表達觀點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實在別人的活動上也是如此，不過此時，她的身份轉換，自然地承擔了鼓勵他人的責任。活動順利進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長期的聯系。

之後筱凇獨立做了幾十場線上和線下活動，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別熱點事件發生後迅速組織討論會。公眾號第一次被封時，筱凇非常受打擊，後來“炸多了就好了”。為了把理想踐行下去，如何與審查共處是她必須學習的經驗。

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兩個月間經歷強化隔離、民間反彈，到斷崖式全面解封，作為關心社會的年輕人，筱凇和朋友們的生活也因此充滿動蕩。出於對官方壓力的規避和對社群伙伴實際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動逐漸從討論具體社會事件轉向社群療愈。

“愛與抗爭”的延續

成盛在2023春天參加了筱凇舉辦的女性戶外植物療愈活動，原本她以為就是逛逛植物園，沒想到最後還“升華”了一下。筱凇說，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長規律，因此要像照顧植物一樣自我關懷。這些話語治愈了成盛。

成盛這年24歲，在一所985高校就讀研二。她成長於重男輕女的家庭，被“打到21歲”，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權主義之後，她開始用性別視角解讀自己過去的經歷，意識到即使在家庭內部發生的暴力也和社會結構有關。但在她身處的學術環境裡，自稱女權主義者意味著認領了一個“危險”的標簽，容易被視作“厭男”。

她的研究主題是國內女性公共空間。2023年9月，她走進綠蔭，參與“女權主義咖啡館（注：世界咖啡館，一種分組式的討論活動）”，並在那裡尋找訪談對象。開始她有點拘謹，不過很快發現，許多人其實像她一樣不擅長交際，只是為了和其他人對話，強裝“社牛”。大家表現出的“笨拙的真誠”讓她有種安全感。

在活動中，成盛聽到了各種觀點的激烈交鋒，比如有人堅持“6B4T”，也有人持質疑態度。而線下空間的優勢在於，人們“能看見彼此，所以會更具有善意地討論”。一位參與者告訴她，正是因為存在綠蔭這樣的地方，這種深度交流才具備可能。

她順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訪者，大家的表達十分真誠。有一次，當被問及行動中的創傷經歷，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說：“我記不住。”這個場景給成盛帶來極大的沖擊。她努力從自身經驗出發對其他人產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說要看見具體的人，看見之後覺得好痛苦。”

她修改了研究方向，從生命史的角度探尋這些人如何成為女權者，以及像綠蔭這樣的空間對她們有什麼意義，並將其置於中國女權發展的歷史脈絡當中。論文的結尾，她寫道：“對於中國女權主義者來說，最具挑戰性的並不是爆發性的顛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續性地存續生存力量……建立並維系以療愈性為主的女權社群並不意味著對父權制的妥協與順從，相反，是女權行動者在艱難困境中的一種生存智慧。”

不久後，綠蔭因多方壓力暫時歇業。2024年初，筱凇的活動因不可抗力終止。

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論文，為了過審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辭，包括把“抗爭”改成“參與”。答辯的時候，一位男老師質疑她的研究參雜過多個人情感，建議她“忘記自己是一個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在場一位女老師替她反問：“她做的就是女權研究，為什麼要忘記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經改成這樣了，不能再改了。”

綠蔭的空間關閉後，一些組織者選擇主要在網絡上繼續活動，如舉辦線上女權辯論會。辯題主要圍繞女權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和網絡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對“服美役”和“嬌妻”的批評。與傳統辯論賽不同，比起立場針鋒，參與者的自我表達在這裡更受鼓勵。

9月，還是高三學生的陳琪琪出於興趣，作為志願者加入辯論會小組，她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幾歲。

陳琪琪高一時在微博見證了為婦女節正名的倡議行動，發現對性別問題的反思不是自己作為女性個人的感受，而是一個“群體性的時刻”，並由此開始了長久的學習。

她所在的高中國際部擁有相對自由的文化氛圍和優厚的條件，讓她早早擁有組織、演講的經驗，曾經和同學們在校內開展女權分享會，討論偶像文化和蕩婦羞辱等話題。但相較校內的“自娛自樂”，她感到參與社會活動更能帶來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連接，以及智識的增長。

在高中階段，她建立了一個中國酷兒運動網絡歷史檔案庫。檢索資料時，當發現2011年還有人穿著反歧視的文化衫途經天安門做倡導，她感到幾乎難以想象。此後，每當陳琪琪路過長安街，就仿佛從一段社會運動的歷史中穿行而過。

一次她和辯論會的參與者聊天，對方曾是一家業已關停的同志NGO的部門負責人。陳琪琪有點感慨，她做著歷史相關的調研，卻缺少了解性少數組織和行動者當下處境的機會。對方也很驚訝，短短幾年時間，那些實實在在發生過的行動和參與其中的鮮活的人，對年輕人而言已經成了遙遠的過去。

通過開展活動、創造對話，她們之間被審查制造的“記憶的真空”得以填補。

2024年在美國參加夏校，恰逢驕傲游行，她目睹穿著“奇裝異服”的隊伍經過，人們在路邊發出歡呼，彩虹旗在這裡營造出歡樂而不是緊張的氣氛。然而她並未產生歸屬感，反而更加強烈地意識到語言、種族和文化的差異。在她熟悉的環境裡，人們正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愛與抗爭”。

今年婦女節，秋水邀請朋友們來家裡。大家窩在床上，傳遞著零食，看紀錄片《黑箱日記》。片中伊藤詩織說，支持者的存在仿佛為裸露的她裹上了毯子。秋水由衷地覺得，自己也曾是“被裹上毯子的人”，她希望將這份力量傳遞下去。

2025年是秋水在北京的第九個年頭，她打算給自己一個“間隔年”，去不同的地方走走，見一見近兩年離開的女權伙伴，探索各個城市仍在蓬勃生長的性別和地下文化空間，希望自己能在整體消沉的環境下，保持行動的持續和專注。至於能夠做什麼，“只有上路才知道”。

筱凇一直從事自由職業，最近她的興趣轉向女權、酷兒相關主題的藝術創作，同時不放棄尋找開展活動的機會。她和章丹居住在一起，在生活上相互關照。

章丹不時會接到來自女性和性少數的法律咨詢，盡可能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海棠作者被捕事件發生後，她花兩天時間編寫了一份應對手冊，希望當事人知道自己面臨傳喚時擁有哪些權利，被廣為傳播。然而她自己卻仍苦於跨性別的身份，難以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對她來說，在這片土地上身為女權主義者和跨性別，是一種“巨大的不幸”。但能夠和女權伙伴建立真誠的關系，不被當作異類，擁有一段自然相處的時光，哪怕只是朋友在冬日的街頭貼緊她的身體，或是自然地撿起她裙子上的碎發，她就覺得這份幸運抵得過所有痛苦。如果有機會選擇，她還是願意以同樣的姿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