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女权主义者:带着反叛与关怀持续行动

为了免费的场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组织了一场观影会。大部分参与者对于表达观点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实在别人的活动上也是如此，不过此时，她的身份转换，自然地承担了鼓励他人的责任。活动顺利进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之后筱凇独立做了几十场线上和线下活动，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别热点事件发生后迅速组织讨论会。公众号第一次被封时，筱凇非常受打击，后来“炸多了就好了”。为了把理想践行下去，如何与审查共处是她必须学习的经验。

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两个月间经历强化隔离、民间反弹，到断崖式全面解封，作为关心社会的年轻人，筱凇和朋友们的生活也因此充满动荡。出于对官方压力的规避和对社群伙伴实际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动逐渐从讨论具体社会事件转向社群疗愈。

“爱与抗争”的延续

成盛在2023春天参加了筱凇举办的女性户外植物疗愈活动，原本她以为就是逛逛植物园，没想到最后还“升华”了一下。筱凇说，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要像照顾植物一样自我关怀。这些话语治愈了成盛。

成盛这年24岁，在一所985高校就读研二。她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家庭，被“打到21岁”，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权主义之后，她开始用性别视角解读自己过去的经历，意识到即使在家庭内部发生的暴力也和社会结构有关。但在她身处的学术环境里，自称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认领了一个“危险”的标签，容易被视作“厌男”。

她的研究主题是国内女性公共空间。2023年9月，她走进绿荫，参与“女权主义咖啡馆（注：世界咖啡馆，一种分组式的讨论活动）”，并在那里寻找访谈对象。开始她有点拘谨，不过很快发现，许多人其实像她一样不擅长交际，只是为了和其他人对话，强装“社牛”。大家表现出的“笨拙的真诚”让她有种安全感。

在活动中，成盛听到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比如有人坚持“6B4T”，也有人持质疑态度。而线下空间的优势在于，人们“能看见彼此，所以会更具有善意地讨论”。一位参与者告诉她，正是因为存在绿荫这样的地方，这种深度交流才具备可能。

她顺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访者，大家的表达十分真诚。有一次，当被问及行动中的创伤经历，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说：“我记不住。”这个场景给成盛带来极大的冲击。她努力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其他人产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说要看见具体的人，看见之后觉得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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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修改了研究方向，从生命史的角度探寻这些人如何成为女权者，以及像绿荫这样的空间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并将其置于中国女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论文的结尾，她写道：“对于中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并不是爆发性的颠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续性地存续生存力量……建立并维系以疗愈性为主的女权社群并不意味着对父权制的妥协与顺从，相反，是女权行动者在艰难困境中的一种生存智慧。”

不久后，绿荫因多方压力暂时歇业。2024年初，筱凇的活动因不可抗力终止。

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论文，为了过审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辞，包括把“抗争”改成“参与”。答辩的时候，一位男老师质疑她的研究参杂过多个人情感，建议她“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场一位女老师替她反问：“她做的就是女权研究，为什么要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经改成这样了，不能再改了。”

绿荫的空间关闭后，一些组织者选择主要在网络上继续活动，如举办线上女权辩论会。辩题主要围绕女权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网络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对“服美役”和“娇妻”的批评。与传统辩论赛不同，比起立场针锋，参与者的自我表达在这里更受鼓励。

9月，还是高三学生的陈琪琪出于兴趣，作为志愿者加入辩论会小组，她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几岁。

陈琪琪高一时在微博见证了为妇女节正名的倡议行动，发现对性别问题的反思不是自己作为女性个人的感受，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时刻”，并由此开始了长久的学习。

她所在的高中国际部拥有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和优厚的条件，让她早早拥有组织、演讲的经验，曾经和同学们在校内开展女权分享会，讨论偶像文化和荡妇羞辱等话题。但相较校内的“自娱自乐”，她感到参与社会活动更能带来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以及智识的增长。

在高中阶段，她建立了一个中国酷儿运动网络历史档案库。检索资料时，当发现2011年还有人穿着反歧视的文化衫途经天安门做倡导，她感到几乎难以想象。此后，每当陈琪琪路过长安街，就仿佛从一段社会运动的历史中穿行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