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女權主義者:帶著反叛與關懷持續行動

2025-06-08 | 來源: 女流之輩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為了免費的場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組織了一場觀影會。大部分參與者對於表達觀點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實在別人的活動上也是如此，不過此時，她的身份轉換，自然地承擔了鼓勵他人的責任。活動順利進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長期的聯系。

之後筱凇獨立做了幾十場線上和線下活動，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別熱點事件發生後迅速組織討論會。公眾號第一次被封時，筱凇非常受打擊，後來“炸多了就好了”。為了把理想踐行下去，如何與審查共處是她必須學習的經驗。

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兩個月間經歷強化隔離、民間反彈，到斷崖式全面解封，作為關心社會的年輕人，筱凇和朋友們的生活也因此充滿動蕩。出於對官方壓力的規避和對社群伙伴實際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動逐漸從討論具體社會事件轉向社群療愈。

“愛與抗爭”的延續

成盛在2023春天參加了筱凇舉辦的女性戶外植物療愈活動，原本她以為就是逛逛植物園，沒想到最後還“升華”了一下。筱凇說，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長規律，因此要像照顧植物一樣自我關懷。這些話語治愈了成盛。

成盛這年24歲，在一所985高校就讀研二。她成長於重男輕女的家庭，被“打到21歲”，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權主義之後，她開始用性別視角解讀自己過去的經歷，意識到即使在家庭內部發生的暴力也和社會結構有關。但在她身處的學術環境裡，自稱女權主義者意味著認領了一個“危險”的標簽，容易被視作“厭男”。

她的研究主題是國內女性公共空間。2023年9月，她走進綠蔭，參與“女權主義咖啡館（注：世界咖啡館，一種分組式的討論活動）”，並在那裡尋找訪談對象。開始她有點拘謹，不過很快發現，許多人其實像她一樣不擅長交際，只是為了和其他人對話，強裝“社牛”。大家表現出的“笨拙的真誠”讓她有種安全感。

在活動中，成盛聽到了各種觀點的激烈交鋒，比如有人堅持“6B4T”，也有人持質疑態度。而線下空間的優勢在於，人們“能看見彼此，所以會更具有善意地討論”。一位參與者告訴她，正是因為存在綠蔭這樣的地方，這種深度交流才具備可能。

她順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訪者，大家的表達十分真誠。有一次，當被問及行動中的創傷經歷，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說：“我記不住。”這個場景給成盛帶來極大的沖擊。她努力從自身經驗出發對其他人產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說要看見具體的人，看見之後覺得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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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修改了研究方向，從生命史的角度探尋這些人如何成為女權者，以及像綠蔭這樣的空間對她們有什麼意義，並將其置於中國女權發展的歷史脈絡當中。論文的結尾，她寫道：“對於中國女權主義者來說，最具挑戰性的並不是爆發性的顛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續性地存續生存力量……建立並維系以療愈性為主的女權社群並不意味著對父權制的妥協與順從，相反，是女權行動者在艱難困境中的一種生存智慧。”

不久後，綠蔭因多方壓力暫時歇業。2024年初，筱凇的活動因不可抗力終止。

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論文，為了過審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辭，包括把“抗爭”改成“參與”。答辯的時候，一位男老師質疑她的研究參雜過多個人情感，建議她“忘記自己是一個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在場一位女老師替她反問：“她做的就是女權研究，為什麼要忘記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經改成這樣了，不能再改了。”

綠蔭的空間關閉後，一些組織者選擇主要在網絡上繼續活動，如舉辦線上女權辯論會。辯題主要圍繞女權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和網絡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對“服美役”和“嬌妻”的批評。與傳統辯論賽不同，比起立場針鋒，參與者的自我表達在這裡更受鼓勵。

9月，還是高三學生的陳琪琪出於興趣，作為志願者加入辯論會小組，她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幾歲。

陳琪琪高一時在微博見證了為婦女節正名的倡議行動，發現對性別問題的反思不是自己作為女性個人的感受，而是一個“群體性的時刻”，並由此開始了長久的學習。

她所在的高中國際部擁有相對自由的文化氛圍和優厚的條件，讓她早早擁有組織、演講的經驗，曾經和同學們在校內開展女權分享會，討論偶像文化和蕩婦羞辱等話題。但相較校內的“自娛自樂”，她感到參與社會活動更能帶來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連接，以及智識的增長。

在高中階段，她建立了一個中國酷兒運動網絡歷史檔案庫。檢索資料時，當發現2011年還有人穿著反歧視的文化衫途經天安門做倡導，她感到幾乎難以想象。此後，每當陳琪琪路過長安街，就仿佛從一段社會運動的歷史中穿行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