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女权主义者:带着反叛与关怀持续行动

一次她和辩论会的参与者聊天，对方曾是一家业已关停的同志NGO的部门负责人。陈琪琪有点感慨，她做着历史相关的调研，却缺少了解性少数组织和行动者当下处境的机会。对方也很惊讶，短短几年时间，那些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行动和参与其中的鲜活的人，对年轻人而言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通过开展活动、创造对话，她们之间被审查制造的“记忆的真空”得以填补。

2024年在美国参加夏校，恰逢骄傲游行，她目睹穿着“奇装异服”的队伍经过，人们在路边发出欢呼，彩虹旗在这里营造出欢乐而不是紧张的气氛。然而她并未产生归属感，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在她熟悉的环境里，人们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与抗争”。

今年妇女节，秋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大家窝在床上，传递着零食，看纪录片《黑箱日记》。片中伊藤诗织说，支持者的存在仿佛为裸露的她裹上了毯子。秋水由衷地觉得，自己也曾是“被裹上毯子的人”，她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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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秋水在北京的第九个年头，她打算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去不同的地方走走，见一见近两年离开的女权伙伴，探索各个城市仍在蓬勃生长的性别和地下文化空间，希望自己能在整体消沉的环境下，保持行动的持续和专注。至于能够做什么，“只有上路才知道”。

筱凇一直从事自由职业，最近她的兴趣转向女权、酷儿相关主题的艺术创作，同时不放弃寻找开展活动的机会。她和章丹居住在一起，在生活上相互关照。

章丹不时会接到来自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咨询，尽可能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海棠作者被捕事件发生后，她花两天时间编写了一份应对手册，希望当事人知道自己面临传唤时拥有哪些权利，被广为传播。然而她自己却仍苦于跨性别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她来说，在这片土地上身为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但能够和女权伙伴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被当作异类，拥有一段自然相处的时光，哪怕只是朋友在冬日的街头贴紧她的身体，或是自然地捡起她裙子上的碎发，她就觉得这份幸运抵得过所有痛苦。如果有机会选择，她还是愿意以同样的姿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