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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成功定义的「Z世代」——给项飙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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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整理信件,盈欣看到,很多人说自己把阅读写作作为建立生活秩序的方法,可一旦跟具体的人联系——身边意见不同的朋友、有观念拉扯的家长,会再次感到失控。


不少像盈欣一样受困于此的人,希望能跟学者深度交流。

刚读研究生的小敏,在一个考研村苦学6个月上岸后,发现研究生跟自己想得很不一样,读博士除了自身实力,还要靠人情往来,研究生同门只聊生活,不聊学术,在背后默默地卷。她在日记中写:“在这座城市里,我一直觉得我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就像一条宽敞河流,我流淌其中,像个垃圾袋一样飘过,留不下一点痕迹。”


她向项飙写信表述,原本以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会有引领者告诉我,我该以什么方法去做。但是这个引领者告诉我,世界非常大,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做就行了。可是方法是什么,依旧没有告诉我。

小敏在圆桌谈话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失控感,认为这是源自对权威的畏惧——决策依赖于他人的想法指引。她说到,自己的导师“很大佬”,她问导师一个问题“yes or no”,导师回到“or”,她就一头雾水,失去方向。这场对话结束后,她意识到,自己总把问题的答案寄托在那些比她更强大的人身上。

项飙在最后回应了“被看见”的问题——关键不是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人抗拒的是“被重新定义”“当做被控制的对象”。

一点“间隔”

第一次圆桌对谈聊了3个小时,第二次隔了十多天,又聊了1个半小时,一共40多人参加。大部分问题,项飙也没有解答。

随机地聊,自然展开,形成讨论——圆桌的开始被项飙比喻成“种子培育”,大家种种看,会有什么。他跟参与的年轻人说,人生中的问题,绝大多数没有答案,但它是需要回应的,也因此要摸索、拥抱它。


这种深刻,是因为“直白,直接面对自己的经验,不用过度用理论框架去证明。”项飙解释,“间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种起源,没有它就完全被控制,卷入一个系统里面。怎么在接受被系统支配的前提下,有一点可控感?——“你和现实生活中间,是有空间的,得用实际的行动把这个空间填补起来,最后还有很具体的东西产出。”

他讲到自己童年,由于父母是老师,常听他们抱怨工资太低,他就知道了老师之间关系的复杂,和背后的系统。出于对老师困境的了解,他产生“间隔”,能够回看自己身处的教育环境。“大家觉得迷茫无力,是除了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生活资源、信息资源、情绪资源、审美资源,来回看这个系统。”

知道教育系统背后是什么,同时有自己的“小世界”,这也是间隔的意思,即构造“横向反思空间”。项飙举例,如果总反思领导怎么说,老师怎么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一根线上打圈的“纵向反思”,将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




●圆桌交流进行中。讲述者供图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9岁的左小军开麦接话,原以为自己能在创办的福建乡村会客厅里,找到交流的锚点。他组织放映独立电影,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放下手机,和大厂产品经理、考研党、来歇脚的数字游民讨论人生的意义、“爱是什么”,工作的困惑。

“有讨论的氛围,但不多”,他更关注和年轻人的交流,而合伙人更关注咖啡卖了几杯。这些活动好像“和上班差不多”,有妥协和挣扎的部分,他也在考虑“是否要一直做下去”。

最后,他和合伙人散伙。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无法忍受“为了赚钱而忽视社会价值”,开始做亲密关系的概念店,再出一些周边。微信列表里的顾客有1000多,只是愿意买账的仅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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