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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大三女孩被心理咨詢師強奸後自殺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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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根據咨詢錄音,王澍光在今年3月提出與受害人“分離”,表示要把她還給父母,並稱不想成為其父母的仇人,他們的關系就此結束。在心理咨詢中,咨訪關系的結束一般是什麼樣的?


李雪嬌:從臨床倫理角度來看,真正符合倫理的終結必須滿足幾個要件:首先,咨詢師應至少提前數周與來訪者反復討論結束的原因,讓雙方有充分時間做情感告別與風險評估;其次,要出具書面化的安全計劃,列明當來訪者出現危機時可以立即啟動的聯系方式與就醫流程;最後,提供可行的替代資源或正式轉介,保證支持鏈條不斷裂。

當王澍光在3月份忽然提出“以後你要回歸父母,我得退出”時,表面上像是在踐行一個成熟的分離計劃,實際上更像是一種防御性切割。在動力學視角中,防御性切割常見於施害者預感到自己的不當行為將被第三方發現或即將失控的節點。


澎湃新聞:在正規的心理咨詢中,如果咨詢師發現和來訪者有特殊關系,應該怎麼處理?

李雪嬌:在心理咨詢行業,這被稱為“雙重關系”,是指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除了專業的幫助關系之外,還存在其他社會、情感或利益上的聯系,例如親屬關系、經濟往來、宗教隸屬或朋友圈重疊等。這類關系極易帶來權力失衡與角色混淆,會直接損害來訪者的信任感與心理安全,幹擾咨詢師的判斷,甚至使專業關系變質為操控性依附。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A, 2017)和《澳大利亞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S, 2014)的規定,咨詢師一旦察覺雙重關系的可能,應立即采取四步措施:(1)進行倫理風險評估;(2)向來訪者充分披露並討論選擇權;(3)征詢臨床督導意見;(4)在必要時進行轉介,並做好書面記錄。這些步驟的核心是確保來訪者處於知情、自由、自主的地位中。

若王澍光以心理導師、成長陪伴者等身份與受害人建立非正規心理關系,屬於未建立起基本的邊界意識。在沒有專業倫理訓練的前提下,模糊自己與受害人之間的多重身份,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與認知操控之實,實質上已違背了心理助人關系中最核心的倫理原則——不傷害與尊重自主性。這樣的雙重關系是一種結構性傷害的溫床,應當引起心理行業與司法體系的高度警覺。

澎湃新聞:本案中,受害人向王澍光表達過自殺意念。在真正的心理咨詢中,若來訪者展現出自殺意圖,咨詢師應該如何處理?


李雪嬌:在面對來訪者表達自殺意念時,心理咨詢師所承擔的不僅僅是陪伴角色,更是風險評估者與生命守門人。國際通行的做法要求咨詢師對自殺風險進行結構化評估,常見的工具包括S.L.A.P.模型(計劃的具體性Specificity、方式的致命性Lethality、方法的可獲得性Availability、是否有人可幹預Proximity),以及其他量表工具。在評估基礎上,咨詢師需與來訪者共同制定安全計劃,其中包括情緒預警信號、自我調節策略、社交支持名單及危機熱線資源。

當風險評估顯示自殺意念具備高度現實性與可操作性時,咨詢師有責任及時啟動外部支持系統,包括轉介至精神科急診、甚至在必要時啟動倫理例外機制,即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打破保密原則,采取幹預行動。這種倫理判斷的依據是“可預見的、緊迫的、不可逆的傷害風險”。

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缺失這一應急系統的“偽咨詢關系”——既沒有任何形式的風險評估,也沒有提供求助路徑,反而用靈性修行、自我進化等話語否定受害人對痛苦的表達,並構建了一個封閉、孤立、去社會化的心理環境。在這樣的結構中,受害人不僅被剝奪了對情緒的理解能力,也被剝奪了向社會發出求援信號的權利。她的死亡可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心理事件,而是一個長期情感操控系統失控的結果。


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心理咨詢的“專業倫理與機制”無法替代。如果一個心理工作者不能在面對自殺風險時作出專業判斷和行動,那他的身份將不再是幫助者,而可能成為“見死不救”甚至“加重風險”的合謀者。

“若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於單純暴力”

“一旦關系中出現排他性解釋權加上對拒絕的懲罰,應立即亮起紅燈並求助外部系統”

澎湃新聞:受害人在遺書中表示,自己被性侵後更加離不開嫌疑人,若侵害屬實,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

李雪嬌:第一層觀感往往是不可思議——常識告訴我們,被侵犯應該導致厭惡與遠離,可在嚴重依賴型關系裡,卻常出現“越受傷越粘連”的悖論。原因要從大腦的“條件性獎賞回路”說起,施害者掌握了唯一安撫渠道,一旦同時扮演“制造痛苦”與“提供止痛”的雙重角色,受害者在神經層面就被訓練成對同一個人產生“恐懼+安慰”混合反應。這種混合尤其容易在創傷後釋放大量內啡肽與催產素,使情緒像被綁在過山車上——高度緊張之後緊接著是深度依戀,形成“創傷高潮”。在1970-1980年代國內外的聚眾傳銷、極端宗教乃至戰俘營研究中,都記錄了類似模式——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於單純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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