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控制?大三女孩被心理咨詢師強奸後自殺疑雲

2025-06-14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第二層是認知調和。如果性侵屬實，則破壞了受害者對世界最基本的安全感與可預測感，“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問題如果無解，便會向內自責：一定是我不夠好、我讓他誤會、我其實也想被愛。專業文獻稱之為“內攝責備”，是創傷受害者常見的自我保護——相信自己有錯，看似更痛苦，卻反而能保存“我仍能控制未來”的幻覺。如果受害者承認“他做錯了、我無能為力”，那就等同承認世界是完全無序而危險的，心理崩潰會更快。

第三層是社會反饋真空：受害人遺書裡說“被性侵後更離不開”，但現實裡她並沒有把事情及時告訴父母、同學或老師。外援通道被嫌疑人長期切斷，她便只能在施害者那裡尋找意義與解釋。

該案中，綜合錄音、微信聊天記錄與家屬陳述的時間線，嫌疑人王澍光的操控過程可能呈現四個遞進階段：首先是通過超時限面談與深夜長聊制造“急速粘連”；隨後以否定原有親密關系、樹立“只有我懂你”的敘事重寫受害人的社會坐標；第三階段借由擁抱、打屁股等完成身體-性化侵入；最後則在風險暴露後突兀抽離。

整個過程同時滿足國際上“脅迫式控制”的四大構成要件——隔離、監控、常態化恐懼與身份改寫，尤其頻繁使用“拉黑—回歸—再拉黑”的間歇獎賞，使受控者牢牢依戀於加害者。

澎湃新聞：如何界定“精神控制”？它與情感PUA的區別是什麼？

李雪嬌：第一重維度：結構完整性。普通情感PUA往往只圍繞戀愛層面做情緒拉扯，典型技術是“貶低—表揚—吊胃口”。精神控制則覆蓋衣食住行、信息來源、人際網絡、價值觀等多個維度，形成“全景式剝奪”。該案中，嫌疑人王澍光疑似不僅操縱情感，也操縱日程（深夜長聊）、經濟（超長低價或免費的“輔導”）、信息（玄學+心理混雜講座）與社交邊界（禁止與父母溝通）。

第二重維度：身份差與合法外衣。在精神控制裡，加害者通常披著社會合法甚至高尚的身份，如心理咨詢師、導師等，這為其言行提供專家光環。PUA雖也會自我神化，但缺乏職業背書。專家光環會放大“認知服從”，受害者自動相信對方的詮釋。

第三重維度：從屬式改寫與情緒過山車。PUA著重制造短期情緒震蕩，精神控制強調長程重寫身份——讓受害者逐步認定“我是誰”必須由施害者定義。該案中，王澍光可能通過命理、“精神父親”腳本，把受害人的自我概念從“獨立個體”改寫成“需要我重塑的破碎靈魂”。

在英美法系中，2015年英國《嚴重犯罪法》首次將精神控制（coercive control）入刑，核心條款是“系統性剝奪自由與獨立決策”，與單一戀愛操縱區分。我國刑法雖尚未設置獨立罪名，但可從強奸罪的脅迫要素，以及過失致人死亡的監護義務角度，引入精神控制作為事實認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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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目前我國法律對“精神控制”的界定是什麼樣的？此類案件中，性侵行為與受害者自殺的因果關系如何認定？

李雪嬌：現行《刑法》只在拐賣、邪教、家暴、校園霸凌等個別領域使用“脅迫”“精神折磨”等描述，無統一術語與罪名。司法實踐往往借助“強制猥褻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去涵蓋精神操控造成的實質危害。

“性侵—自殺”因果，需要同時滿足可預見性（例如，明知多次表達自殺意圖）與可防范性（例如，有能力采取報警、緊急轉介或留觀，卻選擇拉黑、貶抑、斷聯）。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是否存在權力不對等關系？如何理解這類關系中的性同意？

李雪嬌：心理咨詢師手握四種結構性權力：一、症狀解釋權——通過專業術語框定來訪者的體驗；二、情感定調權——決定一段對話的節奏與情緒基調；三、邊界設定權——選擇會談時間、空間、接觸形式；四、信息不對稱權——是否將治療理念與風險完整披露。

掠奪型治療者會把這四種權力轉為操控工具：先用“你有嚴重依戀障礙”編碼對方，再以“深夜談話”或“私宅場景”重新設界；接著聲明“治療過程必須保密”，切斷外部反饋；最後在每一次會談結束前用溫柔收尾，制造獎賞峰值。此時來訪者雖然口頭說“我願意”，但缺乏信息充分性、情境無脅迫性、持續可撤回性三條同意標准。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的身份，是否會導致受害者更難識別侵害？

李雪嬌：因為“專家”兩個字天然自帶“我肯定比你懂”的潛台詞。當對方又是自己情緒唯一的出口時，受害者很難懷疑他，更容易懷疑自己——“也許真是我有病”“我反感說明我不夠成熟”。久而久之，哪怕出現不舒服的舉動，也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權威服從回路被放大了，社會學習與早期教育讓個體本能地相信“專家說的更可靠”。當來訪者產生質疑時會體驗強烈的認知不和諧，為了減輕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最常見的自我調節方式是“我一定哪裡誤解了他”，也就是把外部沖突內化為自我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