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原着是单线悲剧剧集是复调喜剧

2025-06-19 | 来源: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庙堂之外，该剧还刻画了胡商、果农、奴隶等纷繁的民间人物。相较原着，剧中增加了阿弥塔、蓝玉等新角色，对胡商群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描画。苏谅、阿弥塔等胡商势力之间的斗争，生动地再现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本流动图景。而何有光与胡商阿弥塔又构成利益共生体，前者借胡商资本巩固地方割据，后者则通过“义女”身份换取贸易特权，二者关系也映射出唐代中央与藩镇的博弈逻辑。

同时，剧集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展现李善德愈挫愈勇的转运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描画出阿僮、阿丰等边陲乡民的生存状态。这些农人本就生活艰难，却要为了帝王家的一纸荒诞敕令被迫毁家纾难，他们的个体苦难构成了对“盛世神话”的无情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剧版在改编过程中不仅呈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与身份，更有意编织出人物之间复杂的命运交集。创作者用大量篇幅交代许多人物的前史，以此提升故事信息的密度与人物性格的深度。例如，何有光与养女阿弥塔的恩怨情仇，何有光、鱼朝恩与云清之间的往事纠葛，云清与卢司丞之间的过命之交，等等。这种处理方式，让许多次要角色也变得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长安与岭南，在剧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两种文明形态的象征。都城长安是秩序井然、壁垒森严的庙堂，边陲岭南是自然野性、开放流动的民间。当李善德策马穿行于南北之间，这场跨越五千里的奔袭，实则是秩序与野性、庙堂与江湖的激烈碰撞。

以往，《妖猫传》《长安十二时辰》《长安三万里》等影视剧中错彩镂金的长安盛景，似乎已成为标准的大唐想象。但《长安的荔枝》却将岭南作为主要叙事空间，营造出一个“华夷杂处”的边疆世界。针对岭南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创作者在视觉呈现方面也别具匠心。通过直射光、高饱和度色彩与轻微曝光过度等手法，结合演员的细节表演，该剧构建出了湿热黏稠的南方意象。潮湿燠热的气候、别具风情的峒人村落、烟火缭绕的市井集市，形成了国产影视剧中少见的唐代地域景观。正是在这样野性的民间，李善德才得以挣脱官场桎梏，迸发出草根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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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为今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从《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到《两京十五日》，马伯庸的历史题材小说一直在践行着“历史可能性”写作，到历史的褶皱与缝隙里去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以现代人的视角、情感与观念去重述历史。其作品的一大特点在于化古为今、古今对照，《长安的荔枝》也不例外。虽然与原着相比，剧版多了许多轻喜剧色彩，但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原作的寓言书写与历史反思路径。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性与五千余里的地理距离，构成一道无情难题，压得人喘不过气。李善德拼搏半生刚刚背负起高额房贷，又遭遇无法完成的KPI，这种悲苦人设让荧屏前的现代职场人嗅到了熟悉的味道。剧中，李善德扛着硕大的“荔枝监”牌匾走在岭南街头，这一幕既令人捧腹，又让人感到讽刺与辛酸。唐代打工人生存指南，无疑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当然，剧集并未止步于职场共情，还构建了一则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讽喻。通过细致铺垫，荔枝转运背后的“学问”被层层剖开：果农们赖以为生的荔枝沦为权谋工具，高昂的运送成本最后又被折算成沿途农户的税赋。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叹息面前，“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面纱被彻底撕碎。该剧生动地揭示出封建帝王的恣心所欲是如何被官僚系统一步步放大，并最终化作碾碎小民的巨石。

而剧中个体与系统的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部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绩效目标的牵引下，现代个体信奉自我优化的价值观，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与价值，然而过度追求又导致了一种自我消耗与自我剥削。李善德给出的化解方式，是以自我毁弃的方式与围困自我的系统决裂，勇敢地逃逸出去，奔向更开阔自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