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原著是單線悲劇劇集是復調喜劇

2025-06-19 | 來源: 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廟堂之外，該劇還刻畫了胡商、果農、奴隸等紛繁的民間人物。相較原著，劇中增加了阿彌塔、藍玉等新角色，對胡商群體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描畫。蘇諒、阿彌塔等胡商勢力之間的斗爭，生動地再現了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資本流動圖景。而何有光與胡商阿彌塔又構成利益共生體，前者借胡商資本鞏固地方割據，後者則通過“義女”身份換取貿易特權，二者關系也映射出唐代中央與藩鎮的博弈邏輯。

同時，劇集用了大量篇幅不厭其煩地展現李善德愈挫愈勇的轉運實驗，在這個過程中描畫出阿僮、阿豐等邊陲鄉民的生存狀態。這些農人本就生活艱難，卻要為了帝王家的一紙荒誕敕令被迫毀家紓難，他們的個體苦難構成了對“盛世神話”的無情解構。

值得注意的是，劇版在改編過程中不僅呈現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與身份，更有意編織出人物之間復雜的命運交集。創作者用大量篇幅交代許多人物的前史，以此提升故事信息的密度與人物性格的深度。例如，何有光與養女阿彌塔的恩怨情仇，何有光、魚朝恩與雲清之間的往事糾葛，雲清與盧司丞之間的過命之交，等等。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次要角色也變得血肉豐滿、真實可信。

長安與嶺南，在劇中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兩種文明形態的象征。都城長安是秩序井然、壁壘森嚴的廟堂，邊陲嶺南是自然野性、開放流動的民間。當李善德策馬穿行於南北之間，這場跨越五千裡的奔襲，實則是秩序與野性、廟堂與江湖的激烈碰撞。

以往，《妖貓傳》《長安十二時辰》《長安三萬裡》等影視劇中錯彩鏤金的長安盛景，似乎已成為標准的大唐想象。但《長安的荔枝》卻將嶺南作為主要敘事空間，營造出一個“華夷雜處”的邊疆世界。針對嶺南地區的特殊自然環境，創作者在視覺呈現方面也別具匠心。通過直射光、高飽和度色彩與輕微曝光過度等手法，結合演員的細節表演，該劇構建出了濕熱黏稠的南方意象。潮濕燠熱的氣候、別具風情的峒人村落、煙火繚繞的市井集市，形成了國產影視劇中少見的唐代地域景觀。正是在這樣野性的民間，李善德才得以掙脫官場桎梏，迸發出草根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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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為今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從《風起隴西》《長安十二時辰》到《兩京十五日》，馬伯庸的歷史題材小說一直在踐行著“歷史可能性”寫作，到歷史的褶皺與縫隙裡去發掘更多的可能性，以現代人的視角、情感與觀念去重述歷史。其作品的一大特點在於化古為今、古今對照，《長安的荔枝》也不例外。雖然與原著相比，劇版多了許多輕喜劇色彩，但本質上仍然延續了原作的寓言書寫與歷史反思路徑。

荔枝“一日色變，兩日香變，三日味變”的特性與五千余裡的地理距離，構成一道無情難題，壓得人喘不過氣。李善德拼搏半生剛剛背負起高額房貸，又遭遇無法完成的KPI，這種悲苦人設讓熒屏前的現代職場人嗅到了熟悉的味道。劇中，李善德扛著碩大的“荔枝監”牌匾走在嶺南街頭，這一幕既令人捧腹，又讓人感到諷刺與辛酸。唐代打工人生存指南，無疑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當然，劇集並未止步於職場共情，還構建了一則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諷喻。通過細致鋪墊，荔枝轉運背後的“學問”被層層剖開：果農們賴以為生的荔枝淪為權謀工具，高昂的運送成本最後又被折算成沿途農戶的稅賦。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歎息面前，“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浪漫面紗被徹底撕碎。該劇生動地揭示出封建帝王的恣心所欲是如何被官僚系統一步步放大，並最終化作碾碎小民的巨石。

而劇中個體與系統的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呼應著部分現代人面臨的困境。在某種績效目標的牽引下，現代個體信奉自我優化的價值觀，試圖最大限度地發揮能力與價值，然而過度追求又導致了一種自我消耗與自我剝削。李善德給出的化解方式，是以自我毀棄的方式與圍困自我的系統決裂，勇敢地逃逸出去，奔向更開闊自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