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国安法五周年:民意在新时代如何表达?

2024年3月19日，香港立法会议员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在谢家杰眼中，昔日解说时政的人们失去身份加持，亦缺乏资源持续研究政策，亦有部分人士因各种原因选择淡出公共领域。舆论缺了一整个重要板块的声音。

他解释“受访者回应”在报道的重要性——新闻操作并非单单复述事件，而是需要告诉读者：“大家怎样看这个政策？好还是坏呢？有什么影响？你总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带出来”。

据其观察，现时公共领域多了仅停留在“局长表示”或“政府表示”层次的新闻，“我很避忌，不想（做）政府的喉舌”。

2024年，港府提出就过往极具争议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仅设一个月咨询期，议员们的立场清晰，很多人早已在社交媒体发文表态支持，“一面倒，我会形容是‘啦啦队’”。

在完成立法后，中联办发声明表示立法“标志着香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取得重大进展，补齐了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

在官方属“大是大非”的议题，谢家杰曾在尝试寻找主旋律之外的声音，惟大部分过去曾热衷评论的法律界人士也失声。最终议案以89票全票通过，对谢家杰来说，当时坊间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是一大缺口，“到底其实公众有没有质疑？”

“建设性批评”

方学林（化名）尝试在舆论场上搏奕。

他过去活跃于公民社会，曾经是专业团体成员，关注青年、教育及劳工等议题。在2022年底离港移英前夕，他获香港报章邀请撰写时评。

方学林一度犹豫，顾虑评论或触犯国安法，后来觉得自己今后身在安全的地方，希望在微细空间发挥影响力，便答应执笔。“我霸着这个位置，就是少一篇（建制）那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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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写了一阵子，方学林开始觉得迷失，几乎找不到可以发挥的题材，编辑没有限定方向，但他已自设红线，避开敏感议题。“我想写的，我又不够胆写。”他信手拈来一批例子，选举制度改革属“国安法之下重要的政治框架”，“写来也无谓，它也不会改变。”

“47人案”被告出狱时，于清晨由专车接送回家，让传媒难以接触。“香港哪条法例，释囚有这样好的服务？找辆七人车拉窗帘送你回家呢？”方学林反问，“但又是不敢写。”

2025年4月29日清晨，“47人案”四名被告刑满出狱，分别离开监狱。一辆拉上窗帘的汽车驶出香港石壁监狱。

能够下笔的，则要调整笔法，提出所谓的“建设性批评”——“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一些呢？”方学林甚至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及习近平来打掩护，比如“孟子也会说仁义嘛”，“习主席寄望香港青年认识世界”等等。

方学林回忆，在国安法实施前的时代，往往能够直抒胸臆，“喂，你们是错，你不应该这样做，以前直接反对是无问题。”

文章选字也得讲究。怎样称呼“台湾”也经番思考，评论提及“中国研究”及“香港研究”，方学林知道两者均是学术专有名词，但下笔之时还是会想，两者并列“是不是有些政治不正确”？

崩解的公民社会

这种新的民意表达对于方学林来说是绕圈式评论，“空洞，粗俗一点就是‘阿妈是女人’”，还存在更核心的问题——“你写完了，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像掉进海里。”

在公民社会活跃的年代，“运动跟舆论的方式都很不同”。

方学林打捞案例，2017年公屋海丽邨清洁工人罢工，当时有不同工会、基层团体声援，也有各类研究、文章，民间持续讨论政府外判制及招标制度等问题，亦会响应筹款，议员跟进议题，传媒相应报道，网络有回响，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不停有不同的讨论角度，你会感到社会气氛是关注某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