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國安法五周年:民意在新時代如何表達?

2025-06-26 | 來源: BBC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4年3月19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在謝家傑眼中，昔日解說時政的人們失去身份加持，亦缺乏資源持續研究政策，亦有部分人士因各種原因選擇淡出公共領域。輿論缺了一整個重要板塊的聲音。

他解釋“受訪者回應”在報道的重要性——新聞操作並非單單復述事件，而是需要告訴讀者：“大家怎樣看這個政策？好還是壞呢？有什麼影響？你總需要有不同的聲音帶出來”。

據其觀察，現時公共領域多了僅停留在“局長表示”或“政府表示”層次的新聞，“我很避忌，不想（做）政府的喉舌”。

2024年，港府提出就過往極具爭議的基本法23條立法，僅設一個月咨詢期，議員們的立場清晰，很多人早已在社交媒體發文表態支持，“一面倒，我會形容是‘啦啦隊’”。

在完成立法後，中聯辦發聲明表示立法“標志著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取得重大進展，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短板”。

在官方屬“大是大非”的議題，謝家傑曾在嘗試尋找主旋律之外的聲音，惟大部分過去曾熱衷評論的法律界人士也失聲。最終議案以89票全票通過，對謝家傑來說，當時坊間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是一大缺口，“到底其實公眾有沒有質疑？”

“建設性批評”

方學林（化名）嘗試在輿論場上搏奕。

他過去活躍於公民社會，曾經是專業團體成員，關注青年、教育及勞工等議題。在2022年底離港移英前夕，他獲香港報章邀請撰寫時評。

方學林一度猶豫，顧慮評論或觸犯國安法，後來覺得自己今後身在安全的地方，希望在微細空間發揮影響力，便答應執筆。“我霸著這個位置，就是少一篇（建制）那邊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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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寫了一陣子，方學林開始覺得迷失，幾乎找不到可以發揮的題材，編輯沒有限定方向，但他已自設紅線，避開敏感議題。“我想寫的，我又不夠膽寫。”他信手拈來一批例子，選舉制度改革屬“國安法之下重要的政治框架”，“寫來也無謂，它也不會改變。”

“47人案”被告出獄時，於清晨由專車接送回家，讓傳媒難以接觸。“香港哪條法例，釋囚有這樣好的服務？找輛七人車拉窗簾送你回家呢？”方學林反問，“但又是不敢寫。”

2025年4月29日清晨，“47人案”四名被告刑滿出獄，分別離開監獄。一輛拉上窗簾的汽車駛出香港石壁監獄。

能夠下筆的，則要調整筆法，提出所謂的“建設性批評”——“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一些呢？”方學林甚至引用中國傳統文化及習近平來打掩護，比如“孟子也會說仁義嘛”，“習主席寄望香港青年認識世界”等等。

方學林回憶，在國安法實施前的時代，往往能夠直抒胸臆，“喂，你們是錯，你不應該這樣做，以前直接反對是無問題。”

文章選字也得講究。怎樣稱呼“台灣”也經番思考，評論提及“中國研究”及“香港研究”，方學林知道兩者均是學術專有名詞，但下筆之時還是會想，兩者並列“是不是有些政治不正確”？

崩解的公民社會

這種新的民意表達對於方學林來說是繞圈式評論，“空洞，粗俗一點就是‘阿媽是女人’”，還存在更核心的問題——“你寫完了，好像不知道在做什麼，好像掉進海裡。”

在公民社會活躍的年代，“運動跟輿論的方式都很不同”。

方學林打撈案例，2017年公屋海麗邨清潔工人罷工，當時有不同工會、基層團體聲援，也有各類研究、文章，民間持續討論政府外判制及招標制度等問題，亦會響應籌款，議員跟進議題，傳媒相應報道，網絡有回響，是一個有機的動態過程。“不停有不同的討論角度，你會感到社會氣氛是關注某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