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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害者到幸存者 "英菲尼迪车祸案"当事人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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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丈夫与小女儿珠珠的合照。 受访者供图


“几乎是重新拼接起来的”

我是写过遗书的,把女儿托付给发小和亲戚,最后,我决定活下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我的大女儿成为孤儿,她需要妈妈的陪伴,哪怕是一个残疾的妈妈。我的父母也一样,事故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如果我再离开,他们也没法活下去。

事故发生后的那一年,我的大女儿去了南昌上学,由大姑大姑父帮忙照顾。我在医院做康复,我的父母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小屋,在那做饭,再送到医院给我。我全身的肌肉都萎缩了,我的妈妈需要每天给我做按摩,一次几个小时。

我清楚地知道,我将来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的恢复情况。为了不成为父母和小孩的负担,我尽力配合治疗,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理。

“几乎是重新拼接起来的”,医生这样形容我的身体。那一年,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最长的超过十个小时。我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被截去5厘米,又被植入钢架延长出相应的长度,周围坏死的肉被不停地削掉,再在上面植皮。我的颈椎也被放入一块钛板和八颗钛钉。身体的疼痛让我24小时不能入眠,医生给我打上杜冷丁,我才能勉强睡上4个小时。

出院后,我的康复之路还在继续。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出门,转两个小时的地铁去医院接受治疗。我去过的医院不计其数,连燕郊私人诊所的偏方我都试过,身上都被膏药贴烂了。

现在,我能走路,还能开车,医生说算得上是医学奇迹了。一般来说,像我这样有脊神经空洞的,会高位截瘫,终身坐轮椅。我恢复到这个程度,也得益于接受了最高水平的治疗,这背后,亲朋好友同学的帮助、医护人员的支持、保险赔款,都起了很大作用。

不过,这样的治疗并不是暂时的,我需要终身康复,否则身体状态会急剧变差。好在,疼痛已成为习惯,现在并不会太困扰我。




王辉家中的五只小狗。 新京报记者 刘鑫 摄

我只要把光引进来就好了


心理重建的难度并不亚于身体重建。

至少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没有走出事故带来的阴影。我可以木讷地去做很多事,包括坚持做康复,但我基本不与人交流。我是可以生活的,但是没有活着的感觉。

我太思念小女儿珠珠了,希望她能转世投胎回来,甚至想再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我还会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她。我的家人也小心翼翼的,生怕触碰到我的痛点,我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照片都被收起来了,连电脑和硬盘都被封存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戴着面具生活,家里的氛围是冰冷的。

车祸并不是谷底,过一段时间,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我。

刚开始,我的大女儿珍珍的状态是很好的,青春期的时候,她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她不想上学,跑到学校的楼上,说如果我逼她,她就跳下去。对于当年的车祸,她总这么说:“如果事故不发生,我们家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她就重复类似的话。

后来,我的母亲患了肺癌,在2015年去世。肺主哀伤,我猜想她得病与哀伤过度有一定的关系。我母亲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亚于我,珠珠是她带大的,每天和她一起睡觉,加上我一下子瘫痪在床,对她来说是双重打击。我出事住院后,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父母,他们当时肯定已经全面崩溃了,不敢见我。后来的日子里,我的母亲一直在默默付出,即使身患癌症,仍鼓励我学习心理学,我考心理咨询师证书的那天,她说会等我,让我放心去考,她一直等到我考完回来才闭眼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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