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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八卦: 《醬園弄》殺夫案內幕(全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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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辛的新片《醬園弄:懸案》上映,豆瓣評分僅5.8分,差評如潮。

為再現這一民國奇案,陳導幾乎集結了半個娛樂圈的大咖,除了章子怡領銜主演,還有雷佳音、易烊千璽、趙麗穎、梅婷、楊冪、范偉、王傳君、章宇、大鵬等一眾演技可圈可點的明星,以及令人瑟瑟發抖的謝娜




陳可辛將舊上海的“醬園弄殺夫案”搬上今天的大銀幕,自有其時代意義和票房考量。

一個文弱溫柔的女性詹周氏,被大塊頭家暴男逼到忍無可忍的絕境,終於奮起反殺,刀刀見血,大卸八塊,快意恩仇,為當時還在裹小腳受迫害的的女性們出了一口惡氣。

當時的女作家、張愛玲的閨蜜蘇青女士也站出來,為其仗義執言,寫下《為殺夫者辯》,社會各界人士鼎力相助。這個劇情既有爆點,又有歷史變遷的脈絡,還能迎合時下的女性主義。

然而,這部陣容強的可怕的電影,被陳可辛塞滿了各類天南海北的調味醬,炒成了一鍋大雜燴,最終食之無味,也沒能討好任何人。

不僅風評不佳,還坑了投資人的錢,也讓一群想借著片子拿獎的內娛人士大失所望。

上映8天,票房3億,預測最終票房約為4-5億,面對高達5.5億的制作成本,《醬園弄:懸案》成了暑期檔最大的票房慘案。



荒唐

其實,陳可辛想把這部戲拍好也很簡單。

一句話——尊重歷史,尊重事實。

歷史之中,自然有大悲憫,事實面前,自然有真問題。只要你不矯飾,不掩蓋,不虛美,把發生的歷史真相原本的再現,那就是最好的劇本,再挑剔的觀眾,也可以在事實中各取所需。



《醬園弄》改編自民國時期轟動全上海的“詹周氏殺夫案”,過程本來就十分精彩,案件在民間流傳數年熱度不息,折射出當時最激烈的社會沖突。

八卦愛好者看到的,是“血案”、“箱屍案”、“謀殺親赴案”;蘇青女士看到的是娜拉出走的困境,歷史學家看到了底層某種隱秘的憤怒,革命者看到了星星之火。

然而,陳導卻又靈機一動,對這段歷史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為了藝術表現形式,修改也可以理解,然而歷史背後,有著最基本的時代邏輯,我們不妨取一個切片來分析:

在電影裡,陳可辛設計了一個貫穿始終、戲份最大的反派——上海黃浦區警察局局長薛至武(由雷佳音扮演)。

“詹周氏殺夫案”的背景,是抗戰末期,當時上海處於日偽政權統治之下,日本大勢已去,正處於投降邊緣,上海正處於收復邊緣。

在這個朝不保夕的時刻,這位日偽警察局長最關心的事是什麼呢?

不是卷款潛逃海外,不是兩面下注,不是更加瘋狂的抓地下黨和鎮壓民眾,而是死死盯住了一個殺了老公的女罪犯,只想弄死她。

他在電影裡唯一的人生目標,就弄死殺夫的詹周氏,不惜賭上一切,不惜毀滅自己的前途、財富和生命。

為了讓詹周氏認罪,他一再親自上場刑訊逼供,還拉了頭大野豬來追著咬她。大廈將傾,上司帶他跑路他不肯,寧可放棄逃亡香港的船票,也要把詹周氏弄死,甚至漢奸們都跑路了,他還要偷偷一個人跑回來,只為了開槍打死詹周氏。

這是一個能在兵荒馬亂中一路爬上日偽局長,功利自私又精明的政客的手腕嗎?

對於和自己毫無瓜葛的詹周氏,他“愛”的過於瘋狂,也過於離譜,其實也不稀奇——女頻小說裡追妻火葬場的“霸總”就是這個畫風,瘋瘋傻傻到讓人辣眼睛。

更離譜的是,這位最後的上海日偽局長,還格外的尊重司法精神,尊重輿論監督。

電影裡,詹周氏兩次當庭翻供,說自己無罪,而且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打臉薛局長。

第一次打臉,是詹周氏在法庭上公然指控薛局長”刑訊逼供“。

第二次打臉,是劇中的西林(歷史原型為女作家蘇青),在法庭上公然指責薛局長“執法者知法犯法,草菅人命”。

而權勢滔天,在上海屬於“我說了算”的薛局長,是怎麼應對的呢?

答案是——面子上掛不住,羞愧又憤憤然的轉身離去,然後進一步去“收集證據”,控告詹周氏。

他想殺詹周氏,卻特別看重正規司法程序,特別尊重法庭抗辯流程,硬是把淪陷區治安案件,變成了一出香港律政劇。

他和自己的上司(歷史原型是大漢奸周佛海)還特別在乎報紙報道,在乎文人的批評,在乎自己的名聲,雖然他們是個漢奸,手下殺掉的抗日志士和無辜民眾多如牛毛。

陳導啊陳導,請問那是什麼年代,一個日偽警察局局長想殺個牢裡的犯人,用得著這麼費事?直接對著腦門一槍不就結了?

看看李安的《色戒》,梁朝偉演的漢奸頭子想殺情人,不就是拖出去一發子彈?兵荒馬亂的年代,還是日寇治下的淪陷區,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現實,李安拍的電影有爭議,可是他有基本的常識。

陳可辛這麼拍,無非是他對民國有著一定的濾鏡,而且用港片的那一套規矩來代入抗日年代,就成了一部新的“抗日神劇”。

那麼,真實的醬園弄,是什麼案子呢?





目前對詹周氏殺夫案寫的最全面的,是作家蔣凡發表於《小說月報》上的《翻案》,也是陳可辛電影的底本。

《翻案》是一部中篇紀實小說,有不少虛構的對話和心理活動,但是蔣凡做的功課還是很足的,他在上海檔案館整理當年的手寫影印件,考證了各種報道和主要人物下落,在事件總體脈絡上是完整的,邏輯鏈條也是大體可信的。

醬園弄是上海新昌路的一個弄堂,門編號為新昌路432弄,因光緒年間一家特色老店張振新醬園而得名。

1945年3月22日清晨,住在醬園弄85號樓1樓的宋瞎子(自稱上海第三的算命先生)醒來,發現樓上在漏水,滴在了自己的臉上。

他上樓詢問,開門的是樓上小夫妻裡的妻子詹周氏,她見王瞎子滿臉是血,知道事情已經敗露,但還是鎮靜的打發走了王瞎子。

她沒有逃走,而是去找經常和丈夫賭博的小寧波要債(電影裡是小湖北),還找到了當年一起幫傭的小姐妹,留下了一筆錢。

王瞎子上街喝羊雜湯,眾人全部驚恐萬分,最終引來了巡捕。

在二十多個巡捕的圍繞下,警察局長薛至武上樓查看,讓手下帶走了詹周氏,進門一看,滿地鮮血,詹周氏的丈夫被斬成十六塊,裝在六個皮箱裡……

一時間,上海灘各界大嘩,大小報紙鋪天蓋地報道,添油加醋、駭人聽聞的細節描述,將詹周氏說成淫娃蕩婦,伙同奸夫作案,殺人碎屍。



詹周氏,江蘇丹陽人,時年29歲,自小孤苦,原本姓杜,後由周姓人家收養,取名周春蘭。

周春蘭被養父帶到上海,賣給周家當丫頭,生得細眉細眼,性格溫柔,十六歲時,將其許配給長工詹雲影為妻。

成婚之後,按中國舊習從夫姓,周春蘭改稱詹周氏。

詹雲影四肢發達,體格健壯,人稱“詹大塊頭”,周家對這兩口子還算照顧,給詹雲影找了一份當鋪的差事

詹大塊頭與詹周氏租住在醬園弄85號樓2樓,新婚伊始,詹還算本分,然而很快,日本人來了,引發上海的逃難潮,當鋪只有人當,沒有人贖,只剩下一堆不值錢的古董古玩,最後倒閉了,周家和當鋪老板也家破人亡。

詹大塊頭大受打擊,後逐漸沉迷賭博,夜不歸宿,乃至有外遇,出軌別家丫頭,丫頭哭哭啼啼找上門,稱因與詹大塊頭的私情,被主家趕出,無處容身。

詹周氏同情丫頭,收留她臨時居住,直至其出嫁。

詹雲影脾氣極壞,吃喝嫖賭,不顧家庭,一遇不順,即拿詹周氏發泄,拳打腳踢,家常便飯。

為維持家中生計,詹周氏經鄰居介紹,去香煙廠做工,早出晚歸,賺點血汗錢,詹雲影懷疑其勾搭男人,不讓詹周氏外出,典當家什,坐吃山空,沒過多久,一貧如洗。

長期精神肉體摧殘,令詹周氏苦不堪言,一度試圖自殺。

這天凌晨,鬼混整夜後,詹雲影回到家,詹周氏對他說起家裡窘況,准備變賣僅有的大衣櫃,擺小攤維生。

詹雲影聽罷,帶著酒氣,破口大罵,罵完倒頭就睡,鼾聲大作。

當夜,詹雲影被殺,脖子上被砍了一刀,鮮血四濺。

激情殺人後,詹周氏一不做二不休,將詹雲影的胸部、大腿、小腿進行分割,碎屍16塊,裝入6個皮箱,因醬園弄樓板單薄,皮箱內屍塊鮮血順著地板縫隙滴下去,落到了樓下的宋瞎子臉上。





當時上海各界,深信女子“無奸不成殺”,推斷案中有案,必是淫婦伙同奸夫作案。

好巧不巧,醬園弄前樓的有一個山東人何惠賢,平日可憐詹周氏,經常接濟她,警方懷疑和詹周氏有私情。

然而案發前十天,何惠賢已經回了山東老家,汪偽警方又不願派人手去追查,於是作罷。

5月3日,上海地方法院一審判處詹周氏死刑。

死刑判決公布後,隨著詹周氏被家暴的種種細節披露,原本喊打喊殺的社會輿論突然翻轉,轉而同情詹周氏。

詹周氏不服判決,開始上訴,上訴期間,張愛玲的閨蜜,同為上海知名女作家的蘇青為此寫下《為殺人者辯》,對“淫婦可殺”論調進行反駁,呼吁上海民眾同情詹周氏之遭遇。

也是命中造化,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汪偽政府垮台,詹周氏殺夫案轉交由國民政府審理,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繼續幫詹周氏上訴。

一時間,“醬園弄殺夫案”受到婦女界高度關注,有個天主教的嬤嬤出庭作證,稱詹周氏懷有身孕,不適宜死刑,後證明此為爭取時間的“權宜之計”,詹周氏並不曾懷孕。

經社會各界努力,1948年4月,法院推翻此前判決,將詹周氏由死刑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



結案後,詹周氏被關押至提籃橋監獄女監服刑,彼時,女監中設有繡花縫紉等勞作項目,詹周氏心靈手巧,繡的花鮮艷美麗,為女犯中佼佼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詹周氏被移送至江蘇大豐的上海農場服刑,刑滿之後,詹周氏被安置於上海農場川農分場就業,後轉調至幼兒園工作,一直幹到1981年退休。

在此期間,詹周氏改名周某某,經人介紹,與一位嚴姓炊事員結婚成家,農場為他們分配了住房,一家人過上平淡幸福的生活。

丈夫知道他的過往,他們還一起收養了很多孩子,白天在她工作的幼兒園吃喝,晚上回來擠著睡,這些孩子並不知道養母的人生經歷。





扭曲

詹周氏

詹周氏詹周氏

詹周氏殺夫案的過程並不復雜,線索非常分明,和“疑案”沒有太大關系。


那麼,陳可辛的改動,問題在哪裡呢?

在歷史上,在歷史上,這位警察局長薛至武從來都不是這樣的荒唐形象。

按照《翻案》的描述,薛至武為當時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局長由汪偽上海市長周佛海兼任),他原本是一個巡捕,在日本人來了後扶搖直上,本身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漢奸官僚。

對於這樁民國奇案,他開始的態度是無所謂,准備草草結案。

可在這時,上海出了另一樁命案——當時的泰來報社的主編叫吳玲,在報道前線戰事時用了重慶蔣介石政權)的報道,在日本人的要求下被抓。

此事引來坊間輿論嘩然,《泰來報》每天空出兩版書寫血紅大字:“我們在等她”。

報社副主編張言趁機活動,卻不是要救吳玲,而是想出兩千萬(當時汪偽政權發行的中儲券),讓薛至武殺了她,從而當上主編。

而薛至武也希望沖淡吳玲案的影響,和張言一拍即合,將詹周氏殺夫案這個爆點十足的案子大肆渲染,推上輿論頭條——目的是掩蓋另一起政治案。

從《翻案》中看,薛至武對詹周氏殺夫案的興趣並不大,完全不存在電影裡那種瘋狂的執著。

在當時,前線每天有上千人死去,上海各種黑幫泛濫,還有中統和地下黨的活動,一個刑事案算不了什麼,薛至武壓根沒審訊,就把詹周氏送去了提籃橋監獄。

張言主持的《泰來報》將薛至武誇得天花亂墜,說他在殺夫案中是“薛神探”,薛得意之下,在警局面前迎接了四十多位記者的采訪。

然而《申報》記者提出了疑點:詹周氏的丈夫身高185,體重一百多公斤,綽號大塊頭,而詹周氏只有一米五幾,不足四十公斤,怎麼能殺的掉丈夫?又怎麼有力氣碎屍。

其他記者紛紛贊同,薛至武感到失了面子,才去提審這個案件,屍檢發現,詹雲影背後還被刺了一刀,這一刀另有凶器,更是引發輿論嘩然。

但整個審理過程中,薛至武對詹周氏也不太關注,他要求監獄對詹周氏刑訊逼供,詹周氏供出丈夫賭友小寧波(電影中為小湖北)後,薛明知小寧波並非凶手,仍然將他連哄帶騙屈打成招,因為他不想多生事端,只想盡快結案。

薛至武對詹周氏並沒有特殊惡感,也不存在電影裡激烈的法庭對抗環節,在輿論反轉後,他也順水推舟,在法庭上做了對詹周氏有利的證詞——認為詹周氏有自首情節,可以寬大處理。

他這麼做的原因,恰恰是因為詹周氏對他來說是小人物,死活無所謂,事不關己,然而案件被輿論炒作火了,能幫他收取另一起案件的賄賂,因此樂於做個人情。

所有的刑事犯在當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犯。比如此案中的重要嫌疑人何惠賢,案發前回了山東老家,薛至武曾考慮過派警察追捕,但請示周佛海後很快作罷——他們不願意在刑事案上浪費警力。

反而是被抓的報社主編吳玲,薛至武收了張言的錢,卻偷偷放了她,理由也很簡單:當時日本人大勢已去,他想兩面下注,制造自己是中統臥底的假象——後來他確實逃過了國民黨的漢奸審判。

而這位局長薛至武,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呢?當然是自己的未來命運,《翻案》中寫道:

晚上通知下來了,日本拒絕投降,周佛海要求提籃橋先處置政治犯,刑事犯人暫時擱置。行刑隊馬不停蹄,平均每二十分鍾便往刑場拉一名犯人,槍決,掩埋,再進入提籃橋提下一個政治犯。 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郊區爆炸了,時間緊迫,行刑隊連刑場都不去了,直接在提籃橋打開牢房大門,對著犯人的額頭就是一槍。 這段時間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他知道老蔣會回來,日本人不會帶他走,事實上他們連和服女人都無法帶走了。每多殺一個犯人,日後都會多一份罪責。 他在思考怎麼活命,有一種預感,詹周氏都會比他活得久。

這才是歷史真相,當時日寇治下的上海,不存在什麼司法公正、程序正義、輿論監督。法庭就是做做表面文章,一個犯人絕不可能在公堂上和警長對抗,生死只在對方一念間,偽政權對犯人可以隨意開槍處決。這位局長對詹周氏也不關心,他只想繼續自私自利的活下去。

歷史是符合常理的,而電影的虛構不符合常理。



電影裡讓薛至武表現出不合常理的執著恨意,無非是傳達一個主題:

將薛至武硬生生的塑造為壓迫女性的瘋狂父權象征,並將性別命題置於一切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之上:

——男人僅僅為了鎮壓女人的反抗,就可以瘋狂到最基本的邏輯都不顧。

然而,這個敘事在當時並非事實。

除了丈夫外,刻意針對詹周氏的人並不多,她雖然是丫鬟出身,但是周家對她還可以,她後來也感念於心,晚年收養了不少孤兒,可能就和周家的影響有關。

她的鄰居大多都對她有善意,做了對她有利的證詞,詹周氏本人也對鄰居有一些好感,她在被抓後受到拷打,可是不肯招供。薛至武告訴她你不坦白,我就抓你的鄰居作為同謀結案,詹周氏不願拖累鄰居,就供出了和丈夫一起吃喝嫖賭的小寧波。

她的經歷曝光後,上海市民無論男女老少基本都支持她,反而是蘇林的閨蜜張愛玲十分冷漠,經蘇林請求仍然拒絕為她發聲。


為詹周氏奔走呼號脫罪的人很多,不僅有為了婦女權益的蘇林,還有後來成為最高法死刑核准人的律師施拜休,還有法庭辯護律師徐沛東。

他們支持詹周氏,其中有自己的事業考慮,也有對公義的追求,雖然他們心中的公義各不相同。可是性別,並沒有成為他們追求公義的障礙。

他們都看到了殺夫案背後,浩浩蕩蕩的民意。



侮辱和損害

關於醬園弄事件,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當時的上海,詹周氏殺夫案會成為長期的輿論熱點,詹周氏也得到了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

要知道當時是亂世,殺夫碎屍雖然驚悚,但是當時更加驚悚血腥的事件多的不可勝數。

就像薛至武的疑問:

“死人怎麼了?西南戰場每天死上千人,也沒見哪家報紙上過頭版。”

其中確有舊社會女性反抗夫權的因素,但僅僅這個因素,遠遠無法支持這種熱度。

答案很簡單,當時的上海人感於時局,把自己的身份代入進了詹周氏。

詹周氏落到在殘暴的丈夫手中,無法離婚,飽受家暴虐待。

而當時的上海人,何嘗不是處於日偽政權的殘暴統治下,無可奈何,飽受荼毒。

可是這種事,是公開能說的嗎?《泰來報》主編吳玲用了重慶的報道,就被抓進去了。

詹周氏殺夫案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它不是政治案件,而是一樁日偽政權壓根不重視的刑事案件,因此給了當時的上海人某種安全表達憤怒的空間。

罵日偽政權要殺頭,那我們就去罵那個殘暴不仁的大塊頭丈夫,支持那個飽受凌虐的詹周氏。

詹周氏不堪虐待,憤而殺夫,她一刀刀的割下去,對於淪陷區的人民來說,何嘗不是某種發自內心的快意恩仇:

——以暴治暴。

正是當時中國人的這種憤怒,掌握暴力的決心,反抗的斗志,讓河山不至於淪陷。

而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法庭抗辯,

很遺憾,在陳可辛的電影裡,這種隱秘的民意,民族性的呼聲,並沒有成為主角。

陳可辛在劇中設計了一句台詞:

“不要屈服,不要讓他們得逞”。



可惜的是,這句話的主題,卻不是淪陷區人民反抗侵略者,不是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人反抗壓迫者,而是幾個女人互相幫助——反抗男人和父權。

不得不說,電影的敘事主題,在這裡出現了窄化和矮化,也沒能抓住真正的時代精神。



看不見的手

陳可辛導演的失敗,無非是兩點:

一個香港導演想拍民國遺風,一個男導演想拍女性主義。

其實,陳導本人怎麼看都不像女性主義者,他的電影裡傳達著一種奇特又扭曲的趣味——變著花樣的不斷毒打虐待女人,聽她們的哀嚎聲,給她們的痛苦表情打出特寫,甚至讓一頭野豬追著咬女人,壓在她的身上。

這時,陳導告訴大家,這是一部女性主義主題的電影,恐怕沒人真的會上當的。

結果自然是哪邊都不討好,對此,我們不妨改編一下導師的名言來形容電影的風格:

女性主義在社交場上的勝利,逼得一個老男人裝扮成女性主義者

因此,《醬園弄》的失敗,和陳導本人的“演技”頗有關系,而這背後,又隱含著某種社交場上的壓力。

電影終歸是一個有些過氣的行業,這兩年,單是剛剛崛起的微短劇,就把這個行業打的喘不過氣來。2024年,國內微短劇市場規模已攀升至505億元,超過全年電影票房收入。

6月30日,《哪吒2》終於下映,總觀影人次高達3.24 億,票房突破159億,一路沖上全球影史票房榜第 5 位,還是全球影史動畫片票房榜冠軍。

然而,2025年上半年電影票房僅僅只有292.31億元,《哪吒2》一部動畫片就占了一半還多。如果扣掉《哪吒2》,今年的票房堪稱斷崖式下跌。

冰火兩重天,堪稱對內地電影最深刻的警示。

說白了,現在娛樂圈的大多數,犯了和好萊塢一樣的毛病——就是死活不肯拍觀眾想看的東西。

在這個互聯網發達,視頻崛起,網劇隨處可取的年代,在家裡刷劇簡單又省心。電影行業已經命懸一線,為數不多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家裡一個人刷劇不能解決的問題——社交。

現在電影的需求環境是什麼?一對情侶出門約會,吃吃喝喝之後,一起看個電影。一個家庭帶著孩子出去玩,一起看個電影。

既然是社交,就要看重社交氛圍的和諧。所以爆米花電影、合家歡電影最受歡迎,一部電影先不說演技好不好,主題是不是深刻,是不是有教育意義,而是達成最基本的商業需求——不要去犯錯,去破壞這種社交愉悅的場景。

而今天的一些電影渲染的氣氛,完全可以套用《聖經·馬太福音》中的話來形容: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如果拍電影的目標,是讓情侶對立,是讓家庭吵架,那它如何去承擔最基本的社交功能?

非要看這類魔法對轟主題,大家為什麼不呆在家裡,呆在自己的信息繭房裡對著電腦去看,憑什麼出門一起去電影院花錢,去接受娛樂圈各位名流的教育

揮刀自宮的電影行業,在當代還有何存在意義?

而關於當今社會性別對立的局面,不妨用考察過30多種文化的婚戀關系,寫過《進化心理學》的戴維·巴斯的的一段話來概括:

考察人類史,男人和女人的沖突固然不可忽視,然而人類的絕大多數沖突,發生在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聯盟,和另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聯盟之間。



我們未來想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是人與人的合作,還是人與人的對抗?

人們是找到真正的弱者並為之發聲,還是僅僅為虛構的身份政治發聲?

人們會用腳投票,自然也會用電影票投票。

現在哀鴻遍野的電影市場,可能需要的不是什麼名導演,而是一個靠譜的產品經理,一些在激進社會運動中保持清醒的人。

如果高高在上的演藝圈只想當意見領袖,不想尊重市場,不想尊重觀眾,那就只能由哈耶克的大手來發揮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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