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從伊朗到伊拉克美國的軍事幹預有效嗎?

2025-07-03 | 來源: BBC中文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美國總統川普去年五月嚴厲批評前任總統的幹預主義政策時，引起外界譁然。

“最終，那些所謂的國家建設者摧毀的國家遠多於他們建立的。”他明顯是在指2003年極具爭議的伊拉克戰爭。

“幹預主義者介入了那些他們根本不了解的復雜社會。”他又補充道。

這番話是在他訪問沙特首都利雅得期間發表的。一些分析人士今年曾表示，至少在川普第二任期時，美國在中東的幹預主義可能成為過去式。

然而，不過一個多月後，美國就對伊朗的三處核設施發動攻擊，將華盛頓卷入伊朗與以色列最新一輪沖突之中。

透過此次襲擊，美國和以色列意圖終結伊朗的核武野心。

“我們的目標是摧毀伊朗的核濃縮能力，遏止這個全球頭號恐怖主義支持國所帶來的核威脅。”川普在行動後表示。

然而歷史表明，當西方國家試圖在海外“解決”問題時，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黎巴嫩裔美籍作家、倫敦政經學院中東政治與國際關系教授法瓦茲·格爾蓋斯（Fawaz Gerges）指出，自1940年代末以來，美國幹預主義便一直是中東國際關系的主軸。

“最近美國對伊朗的空襲就是該政策的又一明顯例證。”這位《真正出了什麼錯：西方與中東民主的失敗》（What Really Went Wrong: The West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一書作者對BBC表示。

那麼，美國還在哪些地方發動過幹預？又產生了哪些後果？

伊朗政變

1953年，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q）被推翻，這場政變由伊朗軍方主導，並獲得美英支持。

摩薩台僅當時上台僅兩年，他發誓要將伊朗龐大的石油資源國有化。

然而，這一舉措，再加上當時看似日益上升的共產主義威脅，令倫敦與華盛頓感到憂慮——戰後兩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伊朗石油。

盡管這場政變最初被包裝成恢復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統治的民眾起義，但其背後實際上有英美情報機構的策動與支持。

2000年，美國時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首次公開談及美國在伊朗政變中的角色。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開羅發表演說，也承認了華盛頓參與了這次政變。

2013年，即政變60周年，美國中情局（CIA）公布了一批文件，首次正式承認其在政變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釋出的文件中寫道：“這場軍事政變……是在中情局的指導下實施，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格爾蓋斯教授指出，當前美伊沖突的根源可追溯至那場秘密幹預。

“伊朗人從未原諒美國推翻了一位合法的民選總理，並扶植一位殘暴的獨裁者——伊朗國王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他解釋說。

“今天伊朗的反美情緒，是因為政治菁英認為美國改變了伊朗政治的發展方向。”

格爾蓋斯教授亦指出，美國曾試圖影響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國內政策，並改變他的民族主義路線，但收效甚微。

美國曾支持阿富汗伊斯蘭分子

1979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以支持一年前上台、正陷入分裂的共產政權。

但蘇軍很快遭遇名為“聖戰者”（Mujahideen）的伊斯蘭抵抗行動。

這支隊伍由反對共產政府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組成，獲得美國、巴基斯坦、中國、沙特阿拉伯等多國支持。

在冷戰期間，美國是對阿富汗提供武器與資金最多的國家之一，目的是阻撓蘇聯在當地的目標。

根據後來解密的文件、記者調查與證人證詞顯示，美國當時的策略是要將蘇聯困在阿富汗，使其深陷一場如同越戰般消耗人力與資源的泥濘。

這項行動名為“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被當時媒體形容為“中情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秘密行動”。

時任美國總統裡根（Ronald Reagan，雷根）甚至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見了一個聖戰者領袖代表團。

1988年，在簽署《日內瓦協議》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開始撤軍，結束長達近十年的占領。最後一批蘇軍於1989年初離開阿富汗。

但不久之後，阿富汗便陷入內戰，參戰方包括各派軍閥與失去蘇聯支持的政府軍，後者很快瓦解。

塔利班勢力於此背景下崛起，他們遵循嚴格的伊斯蘭教法（Sharia）。其領導人多數曾在聖戰者運動中與蘇軍作戰，並獲得美國等國提供的武器。

同樣地，在蘇阿戰爭結束後，一群阿富汗老兵創建了蓋達組織（基地組織，Al-Qaeda），試圖將伊斯蘭聖戰擴展至阿富汗以外。

塔利班為該組織及其領袖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提供庇護，使其得以策劃並發動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襲擊行動。

阿拉巴馬大學政治系中東研究教授瓦利德·哈茲本（Waleed Hazbun）指出，在冷戰期間，美國對中東的多數幹預可被視為一種“權力平衡行動”。

“他們試圖反制任何反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

哈茲本教授認為，美國主導的波斯灣戰爭（1990–1991）便是一個例子。

“那場行動旨在反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得以主權恢復。冷戰結束後，美國政策制定者與該地區領導人進行討論，以尋找滿足共同安全需求的方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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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指出，自克林頓政府起，美國開始采取另一種策略。

“目標是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及其區域秩序願景的安全架構。”他解釋。

“這包括一方面推動和平進程及阿拉伯–以色列關系正常化，使所有阿拉伯國家與美國及以色列結盟；另一方面則透過軍事手段與制裁遏制伊朗和伊拉克。”

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的幹預政策與對以色列的支持攜手並進——這種支持被美國領導人形容為“無條件且堅定不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色列一直是美國對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國，每年獲得數十億美元資金。

重返阿富汗追擊塔利班

2001年10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入侵行動，聲稱此舉旨在驅逐塔利班、支持民主，並在911襲擊後消除蓋達組織帶來的威脅。

華盛頓迅速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自2003年起，北約部隊亦進駐阿富汗，參與戰斗任務，並訓練當地安全部隊。

三年後，一個新政府在阿富汗上台，但塔利班的血腥襲擊仍持續不斷。

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傷亡慘重。

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增兵阿富汗，一度成功壓制塔利班勢力，但成效並未持久。

2014年，阿富汗戰爭爆發以來最血腥的一年，北約部隊結束任務，將安全責任交由阿富汗軍方接管。

隨後，塔利班擴大其控制區域。

隔年，塔利班勢力持續壯大，發動多起自殺式襲擊，並聲稱對喀布爾的國會大樓及首都國際機場附近的襲擊承認責任。

最終，拜登政府於2021年4月決定從阿富汗撤軍，結束美國主導入侵行動20年後的軍事部署。

這項決定引發極大爭議，也導致喀布爾迅速淪入塔利班手中，外界紛紛將之比擬為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時的情景。

“這是拜登的西貢時刻，”美國共和黨眾議員伊莉絲·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是國際舞台上的災難性失敗，永遠不會被遺忘。”

一位不具名的前阿富汗官員對BBC透露，塔利班藉此獲得大量軍事裝備，這些裝備大多源自美國。

聯合國2023年一份報告指出，塔利班允許地方指揮官保留20%所繳獲的美制武器，導致黑市軍火交易猖獗。

入侵伊拉克

1990年8月，由時任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指揮的伊拉克軍隊越境入侵科威特，數百名抵抗者遭到殺害，科威特政府被迫流亡至沙特阿拉伯。

對許多人而言，這標志著中東歷史上漫長且動蕩時期的開始。

在多次警告與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後，由美國領導、英國與沙特阿拉伯提供主要支持的聯軍——為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聯合行動——於1991年1月17日發動軍事行動，將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

其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87號決議，要求伊拉克銷毀其所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核、生化武器以及遠程彈道導彈。

1998年，伊拉克中止與聯合國武器檢查人員的合作。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中心與華盛頓五角大樓遭遇恐怖襲擊後，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開始計劃入侵伊拉克。

布什指控侯賽因繼續囤積和制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聲稱伊拉克與伊朗、朝鮮一同構成所謂的“邪惡軸心”。

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於2003年在聯合國表示，伊拉克擁有生物武器的“流動實驗室”。

但到了2004年，他承認相關證據“似乎並不那麼可靠”。

英國、澳洲和波蘭加入了美國的入侵行動，但德國、加拿大、法國與墨西哥等多國則表達反對。

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表示，軍事幹預是“最糟糕的解決方案”，而作為北約成員及伊拉克鄰國的土耳其，則拒絕讓美軍及其盟國使用其空軍基地。

哈茲本教授指出，美國試圖實現政權更替，並將自身的安全想法強加於中東地區。

BBC國際事務編輯傑裡米·鮑文（Jeremy Bowen）則表示，這場入侵對伊拉克與其人民而言是一場災難，使該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混亂。

“自2003年爆發的混亂與暴力，不僅沒有摧毀奧薩馬·本·拉登和聖戰極端分子的意識形態，反而助長了聖戰主義者的極端行動。”他在2023年、入侵20周年之際發表評論指出。

這場戰爭的另一後果是，阿爾蓋達得以重組並轉化為自稱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至於因2003年入侵而死亡的伊拉克人總數，至今仍無法精確統計。

根據“伊拉克死亡人數”統計計劃（Iraq Body Count, IBC）資料，2003年至2022年間，共有209,982名伊拉克平民死於戰爭。

哈茲本教授表示，現在的需要是，美國應該支持地區自身促動安全的努力。

“一個致力於達成安全共識的地區，而不是透過美國及其盟友的強大軍事力量來建立秩序，或許更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