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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綁架"特朗普的並非選民 而是MAGA運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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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宮,迅速推出一系列顛覆性舉措,引發全球輿論高度震蕩。在國內外普遍解讀為“保守主義強勢回歸”的輿情中,一個關鍵問題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保守主義”,真的還是曾經那個以裡根布什為代表的美國保守主義嗎?


事實上,從2016年特朗普首次問鼎總統寶座,到2025年再次掌權,近十年間美國政治的深層結構已發生劇變。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政治運動,其核心主張——“把工作帶回美國”“反非法移民”——與傳統保守主義的自由市場、小政府理念不僅存在巨大差異,甚至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從貿易戰到醫保政策,從社會價值觀到外交戰略,特朗普一次次打破保守主義的舊有邊界,用“主權優先”“國家安全”“選民情緒”重新書寫政治話語體系。

然而,盡管彼此有著深刻的思想鴻溝,特朗普主義與保守主義卻在現實政治中走向結盟並最終合流。這種合流並非理念上的和解,而是在民主黨激進身份政治攻勢之下的戰略聯手。在非法移民危機、性別政治爭議、制造業空心化等現實問題的裹挾下,保守派不得不放棄對候選人私德的嚴苛要求、對意識形態純粹性的堅持,轉而擁抱“能贏得選戰的特朗普”,從而完成了一場從“原則保守主義”向“實用主義民粹”的深刻轉型。


這場合流帶來的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興”,而是一種新形態的“激進保守主義”崛起。它在經濟上主張強力國家幹預,在社會議題上轉向“扞衛常識”的最低共識,在組織結構上實現對共和黨的高度集中化控制。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不僅重新定義了“保守主義”,更通過黨內重組、媒體動員和家族政治,建構起一個具有強烈“克裡斯馬”色彩的政治機器。

當傳統保守主義在現實政治的洪流中不斷退讓,當民主黨在路線與領袖的缺位中失語,我們是否應重新審視今天“保守主義”這個概念的真實面貌?本文試圖回溯特朗普主義與美國保守主義之間從分歧、妥協到最終融合的全過程,並探討這一轉變對美國政治未來版圖的深遠影響。

特朗普主義與美國保守主義:

從分歧、結盟到合流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執政,立即推出一系列顛覆性施政舉措,在美國國內和全世界同時引起軒然大波。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潮層面,目前國內外普遍將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運動視作美國保守主義的再度復歸和強勢興起。然而,我們認為,特朗普並不是美國保守主義的代言人,他的政治思想、施政綱領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與近五十年來的新保守主義有著本質差別。在現實政治中,2016年以來特朗普主義和美國保守主義走過了一個從分歧到結盟的歷程,並最終在民主黨的巨大外部壓力和特朗普的強大實戰能力雙重促進下,保守主義在被替換掉關鍵內核後,實現了與特朗普主義的合流。如果我們仍然試圖將今天稱為“保守主義復興的時代”,那麼這個“保守主義”也是特朗普的“保守主義”,而不再是裡根、撒切爾和布什切尼的“保守主義”。相對於已經較多的思想史闡述,本文希望從現實政治角度探討2016年以來特朗普與美國保守主義的變遷歷程。

▍分歧:特朗普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根本差異

不同於其他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自誕生起始終沒有明確定義,其內涵不斷發生變化。在最近五十年美國政治中,以裡根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大致有如下關鍵特征和政治主張。在經濟議題上,新保守主義與經濟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結盟,反對二戰後一度在歐美各國流行的政治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以及民主黨的“大政府”取向,它所要“保守”的是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具體到現實政治中,在國內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低福利”,80年代以減稅、私有化、減少政府管制等為核心要素的裡根改革,2010年興起的“茶黨”運動都是其具體體現。在國際上鼓吹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要求打破一切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資本壁壘,為資本自由流動創造最好的環境。在社會議題上,秉承社會保守主義立場,要求“保守”基督教傳統,特別是清教徒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墮胎、反同性戀和扞衛持槍權是保守派最關注的大選話題。在國際政治上,以“扞衛自由世界”的“世界警察”自居,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保守派的宗教情結,“上帝選民”應當履行“上帝”賦予的責任。

然而,無論特朗普本人還是MAGA運動,他們最關切的並非上述議題。從2016年大選到2024年大選,特朗普始終以“把工作帶回美國”和“反非法移民”為核心競選主張,這是他能多次在巨大逆境中贏得選民支持,乃至兩次登上王座的關鍵。但是,這兩大訴求及其衍生議題與裡根以來的新保守主義傳統存在根本分歧,2016年共和黨初選的激烈戰況,以及特朗普在獲勝後仍然遲遲得不到黨內普遍承認,就是這一分歧的鮮明體現。



貿易戰已經成為特朗普的專屬標簽,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實際上是反裡根的。貿易戰的根本目標是“把工作帶回美國”,其基本邏輯是,美國生產的商品相對其他國家有成本劣勢,進而會導致訂單流失、工廠破產、工人失業等後果;加征關稅可以抵消外國商品的成本優勢,從而吸引工廠回流美國、增加工作崗位乃至制造業復興。從邏輯上來說,這一思路顯然是反曾經的裡根改革的。高額並且隨意加減的關稅,意味著國家對市場的強力幹預、對資本的巨大限制,特朗普主義由此打碎了裡根、撒切爾的“自由市場”傳統。事實上,特朗普政府的關稅主張與民主黨極左翼、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桑德斯幾乎一致。

反非法移民是特朗普提出的全新議題,與曾經的保守主義和其對手的意識形態論爭無關。過去,左右兩方在此議題上均各有支持者和反對者,在經濟層面展開論辯。例如,以福音派基督徒為主的南方農場主(最虔誠的保守派)過去反對嚴苛的非法移民限制政策,因為非法移民農場雇工的重要來源。相反,為了保證低端就業市場不受沖擊,民主黨議員常常要求限制非法移民。而在特朗普看來,非法移民是事關每一個普通美國人的安全議題,事關美國憲法的根本政治問題,他在2016年和2024年共和黨黨代會上的提名演講均將“法律和秩序”列為首要施政目標。在意識形態層面,過去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都秉持“人權高於主權”理念,並頻繁以此為由粗暴幹涉他國內政。今天的特朗普主義則高舉“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主權不保護違法者(例如非法移民)的人權”大旗,推行強力的反非法移民政策,並為此退出了曾是美國主導成立的、多年來幹涉他國的利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換言之,由於特朗普主義興起,過去美國在國際舞台上頻繁導演的、用以壓制他國的人權和主權之爭,變成了MAGA派與傳統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美國內戰”。

美國政治中,醫保的核心命題是“自由市場”還是“政府主導”,“小政府”還是“大政府”,事關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論爭。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克魯茲、盧比奧、本卡森等保守派候選人均將廢除“奧巴馬醫保”(全民醫保)作為首要主張。但是,特朗普並不反對全民醫保,他的競選主張是“要廢除奧巴馬醫保,因為它不好(而非因為它不符合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我會建立一個更好的全民醫保”。也正是因為他和保守派的這一分歧,特朗普首個任期廢除“奧巴馬醫保”的努力並未成功(只是加了一些限制條件),第二個任期更是未將其列為主要施政目標,“奧巴馬醫保”這一保守派的眼中釘因而存活至今。

美國保守主義既是意識形態,也是個人生活准則。裡根布什父子等保守主義代言人在個人生活上均符合清教徒的嚴苛標准。特朗普卻完全不同,雖然多起性侵指控看上去應是政治對手的捕風捉影,但三次婚姻和多次婚外情確鑿無疑。在政治主張上,與保守派堅決反墮胎和同性戀不同,特朗普的基本觀點是墮胎、同性戀等不是全國性議題,應當是各州州權,“我是當總統的,這事與我無關”。此外,他的個人宗教立場游移不定,有過不少可疑記錄;長女伊萬卡婚姻改宗猶太教,則是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絕不能接受的。特朗普在社會保守主義上唯一相對可靠的就是對持槍權的支持態度。

特朗普仍然堅決維護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但以實際行動反復明確表態不再幹“世界警察”“自由世界扞衛者”等賠本買賣。一系列以“美國優先”為旗幟的外交策略,均以服務國內選民,特別是MAGA派的經濟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美國建制派政客的“大棋局”。

雖然特朗普主義也繼承了一些新保守主義的重要主張,例如減稅、放松管制等,但與新保守主義有著本質性分歧,這包括在經濟領域限制資本流動和自由市場,在安全等領域力圖建立一個強政府(例如警察權、邊境管控),在意識形態上高度推崇國家主權、徹底否定“人權高於主權”等理念。

▍從結盟到合流

(一)妥協與結盟

盡管存在根本分歧,但特朗普主義和保守主義在2016年大選中最終成為同盟。當時,在中意人選紛紛敗退情況下,保守派只能捏著鼻子接受特朗普代表他們去迎戰民主黨和自由派;根基尚淺的特朗普也必須依靠保守派的組織和幹部才能控制國家機器。需要注意的是,此時雙方結盟的實質,是在共和黨執政框架下初步達成政治妥協,而非意識形態合流,更未形成統一綱領。這一飽含分歧的政治同盟體現在以下重要領域。

“減稅”的雙重面向。減稅是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克魯茲、盧比奧等“茶黨”候選人的鮮明主張,他們試圖全面復刻裡根的涓滴經濟學,特朗普在2016年7月黨代會前則很少專門闡述減稅議題。在黨代會上,“減稅”正式寫入共和黨黨綱和特朗普的競選綱領,但特朗普提名演講和競選綱領的核心內容是“政治正確我們再也承受不起”“法律與秩序”,始終是安全問題、主權問題。同時,特朗普在“茶黨”的減稅主張中加入了許多自己的內容。最後實施的減稅政策,一方面是對中產階層(MAGA派核心選民)和特朗普自己(難以全球流動的美國在地資本)減稅;另一方面是對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強化征收(降低名義稅率,但全球避稅本可以讓這些公司幾乎不繳稅),思科、微軟、蘋果等巨頭在特朗普首個任期被迫向美國匯回數以千億計的資金,並按15.5%名義上對海外收入的優惠稅率繳納巨額稅款。在對跨國公司和資本征稅問題上,特朗普又與桑德斯站在一起了,其實質都是限制資本、強化國家汲取能力,拋棄了裡根的保守主義傳統。



保守派在司法領域勢力最為強大,特朗普做出了最大讓步。在2016年大選前,特朗普鄭重承諾:上任後將只從保守派提供的名單中提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後來,他完全兌現了承諾,在首個任期中將名單上的戈薩奇、卡瓦諾、巴雷特送進聯邦最高法院,一手打造了保守派相對自由派6∶3的顯著優勢。但是,聯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優勢很多時候並未成為特朗普的政治助力。保守派大法官始終堅持自己是保守派大法官,不是共和黨大法官,更不是特朗普大法官,多次做出嚴重不利於特朗普乃至共和黨的判決。例如,在2020年和2024年大選前夕,當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人費盡波折將郵寄選票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正是卡瓦諾和羅伯茨的倒戈令他們功虧一簣。又如,2025年初特朗普要求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紐約州無權對當選總統提起刑事調查,又是巴雷特和羅伯茨使得對特朗普的刑事調查無法終止。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近年來的左轉傾向眾所周知,他的投票行為更多是出於政治考量(盡量保持最高法院派系平衡,確保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卡瓦諾和巴雷特則主要是因為純粹的保守主義理念做出對特朗普不利的判決。然而,卡瓦諾、巴雷特、羅伯茨的“背叛”,至今沒有引來特朗普以及馬斯克、萬斯等盟友和MAGA派的抨擊,這一現象對“推特治國”的特朗普和“不服就罵”的MAGA派鼓手極其罕見,根本上體現的是保守派至今在司法領域仍然擁有的雄厚實力和獨立性。此外,保守派通過聯邦最高法院還有若幹主動政治行動,影響最大的就是2022年6月墮胎權判決,實現了數十年來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夙願,但這一判決極大激發了民主黨選民的政治熱情,在當年中期選舉中給共和黨和特朗普帶來明顯負面影響。


在聯邦最高法院取得收獲同時,保守派也對特朗普做出重要讓步,不再堅持對政客的嚴苛道德要求,而是容忍特朗普若幹“偽保守”特質,承認其領袖地位。這既體現在大量保守派和教會人士背書特朗普上,也反映在普通保守派選民思想轉變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發生在2016年10月,當時特朗普“葷段子門”事件爆發,過去這對任何共和黨候選人都是毀滅性打擊,親民主黨CNN專門采訪了一位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大媽,受訪者卻表示不會改變對特朗普的支持,至於特朗普的道德瑕疵,“選總統又不是選教皇,即使特朗普在私德上再有問題也比克林頓強”。

(二)合流的基礎

2020年敗選並未讓特朗普主義和MAGA派沉寂。相反,特朗普在四年間成功整合了共和黨,實現了保守主義與特朗普主義的合流。在2024年大選中,共和黨形成了統一政綱,重大分歧大幅減少。特朗普不只贏了選舉,同時也成為共和黨真正的領袖。為什麼差異極大的特朗普主義和保守主義能夠合流?它們的分歧是如何被磨合的?

合流的首要原因在於美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幾十年,墮胎、持槍等議題常常主導大選,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美國處於極盛期,擁有比較理想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選民間並無重大分歧,政黨只能找墮胎這類其實政治性並不強的話題展開選舉攻防,候選人的道德瑕疵,甚至一句口誤就可能導致選情崩盤。然而,今日美國不復往昔盛況,選民普遍意識到“美國向何處去”這個關鍵問題。相比無關緊要的社會保守主義議題,特朗普的兩大主張才是真正在回答“美國向何處去”。非法移民蘊含的深層問題是美國的國家危機,這並不只是思想認同問題,更是現實政治問題,對共和黨和保守派是實實在在的“亡黨亡國”問題。此前民主黨內部就曾有過通過非法移民合法化建立大選優勢、最終長期執政的計劃,短短三十年,裡根的加州“深藍化”和如今的歐洲難民危機,持續引發保守派選民的深刻憂慮。目前看來,似乎只有特朗普方案才能緩和“亡黨亡國”危機。就經濟議題而言,以往美國工業具有全面優勢時,工廠和工人都有足夠收益,勞工議題爭的是“誰多一點誰少一點”。現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同時摧毀了美國工廠和工人。但在如今美國生產成本高昂、供應鏈殘缺以及面臨來自“避稅天堂”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壓力的背景下,僅有減稅舉措很難吸引投資,更難以產生涓滴效應。簡而言之,保守主義給不出“美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民主黨咄咄逼人的身份政治也促進了特朗普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合流。2015年,聯邦最高法院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裁決讓保守主義遭受重創。2016年,奧巴馬卸任前又頒布了“廁所令”,規定公立學校必須允許學生按照心理性別選擇廁所,即生理男性只要宣稱是女性就可以使用女廁所等。特朗普上任後立即廢除,拜登執政期間又將其復活,並在體育比賽等更多領域支持LGBTQ運動。由此引發的多起惡性事件(如女性因此遭受強奸、生理男性以壓倒性優勢打敗女性參賽者)引起廣泛關注,徹底激怒了保守派。在身份政治的壓迫下,保守主義的“保守”含義發生重大轉換,從“做個(嚴守戒律的)清教徒”降低為“做個(符合生理特征的)正常人”,一舉抹平MAGA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三)共和黨建制派的潰敗

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是相互影響的,共和黨建制派的潰敗讓保守主義不得不被特朗普主義改造。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兩者還能是同盟的原因在於,一方面,特朗普雖有選民基礎(尚不穩固),但沒有幹部隊伍(掌控國會、政府等國家機器),也不掌握共和黨各級組織;另一方面,克魯茲、盧比奧等保守派候選人又贏不了初選。因此,當時雙方只能相互妥協。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僅滿足於保守派對自己的口頭效忠,並未對共和黨進行深層改造,這使得他在2020年大選失利後立即遭到共和黨建制派反撲,例如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眾議員小切尼積極參與針對特朗普的“國會騷亂案”調查。感受到危機後的特朗普和MAGA派迅速回應,四年裡通過一系列舉措奪下了共和黨控制權,這是保守主義與特朗普主義合流的組織基礎。


其一,改造基層組織和外圍組織。特朗普長子小唐納德在MAGA派中人望極高,2018年中期選舉時MAGA派就反復呼吁他競選參議員(料能成功),但他始終拒絕,一直以“保守主義”(特朗普主義)活動家身份游走於美國各地,支持MAGA派通過黨內選舉改造共和黨基層組織,發掘可堪重用的後備幹部。例如,在小切尼參與“國會騷亂案”調查後不久,共和黨懷俄明州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就開除了她的黨籍,並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將其趕出國會,而此前切尼家族已經主導懷俄明州政壇數十年。現任副總統萬斯則是小唐納德親手發掘、推薦給其父的“優秀年輕幹部”。2024年,馬斯克等億萬富翁的加入則讓特朗普控制了諸多財力雄厚的超級行動委員會。其二,介入國會選舉,支持MAGA派競爭國會席位。在近年來數次選戰中,MAGA派從民主黨手中搶走的國會席位屈指可數,但搶走了大量本屬於建制派共和黨人的議席。目前眾議院共和黨團已被特朗普控制,近年來眾議院共和黨人的內斗(例如圍繞前議長麥卡錫的數次斗爭)雖然激烈,但基本是圍繞“誰對特朗普更忠誠”展開。其三,2025年以來馬斯克領導“政府效率部”對“深層國家”宣戰。這不只是針對民主黨,輪流執政的共和黨內顯然也有不小比例的“深層國家”,這一改革同樣是對共和黨建制派勢力的一次大清洗。

▍合流的產物:激進的保守主義

當下美國評論家常用“激進的保守主義”來指代特朗普、萬斯、馬斯克和MAGA運動。雖然數百年來一直無人能對保守主義給出明確內涵,但學界、政界至少還有一個共識:“保守”意味著“不激進”。“激進的保守主義”寓意著合流的結果,是特朗普主義替換掉了保守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特朗普主義本身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那麼,何為激進的保守主義?我們憑什麼認為特朗普主義替換掉了美國保守主義的內核,而不是保守主義利用特朗普和MAGA運動實現了復興?

(一)關鍵政綱的演變

在經濟議題上,“關稅大棒”幾乎成了特朗普的專屬標志,但目標和邏輯在其第二任期發生了重要變化。在首個任期,MAGA派希望通過對外加征關稅讓美國國內生產的商品具有競爭力,促使制造業回流。然而,近八年嘗試證明這條路行不通,中國對美出口還大幅增加了。現在,萊特希澤、納瓦羅等人賦予了“關稅”新的內涵和在特朗普政綱中更加關鍵的位置。在他們看來,關稅既是保護制造業的手段,也應當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在特朗普首個任期中,對內減稅和對外加稅是兩個並行的政策,對外加稅是特朗普主義“把工作帶回美國”這一核心訴求的關鍵手段,對內減稅則更多是為了整合共和黨向保守派特別是“茶黨”的妥協,二者並沒有邏輯上或現實上的關聯。今天的特朗普主義則試圖在政綱中將兩者統合起來,形成相互支持的施政邏輯。

南北戰爭前美國聯邦政府頭號財源是關稅,此時所得稅在財政收入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如今,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才是聯邦政府最大財源。現在特朗普和MAGA派的政策邏輯是,首先普遍加征關稅,能借此實現制造業回流最好,實現不了就通過對外加征關稅充實國家財政,以在對內減稅的同時確保財政平衡,進而期待減稅帶來的消費增加、經濟增長等涓滴效應。如果沒有關稅帶來的新收入,美國巨額國債承受不了大規模“減稅”,隨時可能發生的債務違約、政府關門,等不到“減稅”涓滴效應出現的那天。所以,這個新邏輯似乎為美國經濟復興構建了一個完整又“完美”的邏輯閉環,成本則是如特朗普一貫說的“由外國承擔”。而且MAGA派選民真信這個邏輯,這是特朗普敢把貿易戰打得如此離奇的底氣。例如,特朗普曾講過,對華加征的關稅將由中國承擔,美國商品價格不會上漲。在特朗普講話後,沃爾瑪真的在試圖落實這一指示,發函要求中國供應商按新的關稅稅率降價。雖然沃爾瑪立即收到中國商務部嚴厲警告,但特朗普政府顯然沒有放棄這一計劃,其他國家則很難有中國的底氣,日、韓等國已隱約表示可以承擔部分成本。



從意識形態上看,特朗普主義的加稅與保守主義的減稅合流,實質是對裡根以來保守主義內核的替換。上述邏輯始終堅持限制資本流動的立場,反自由市場傾向甚至更加強烈,已經完全背離了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如果按照保守主義的敘事習慣非要找個思想源頭的話,這似乎是“上古時代”的重商主義。然而,保守主義雖然“保守”過很多“傳統”,但顯然不包括亞當·斯密反復批判的重商主義。

在社會議題上,保守主義則是以大幅降低底線的方式,實現了與特朗普主義的合流。例如,在過去社會保守主義三大經典議題中,墮胎問題在2022年因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引發美國社會巨大震動,但在2024年大選時哈裡斯、拜登極少借此攻擊特朗普和共和黨。同樣,雖然發生了槍擊特朗普這樣的事,但民主黨也沒有趁機提出控槍議題。這意味著墮胎、槍支問題其實已經退出總統選舉,不再是全國選民關注的政治議題。至於道德標准,早在2016年大選時就被保守派放棄了,在招嫖和與未成年人性交問題上證據確鑿的馬特·蓋茨(忠實的MAGA派)毫無懸念地連任眾議員。在2024年大選中,成為焦點的社會議題是“男人能不能上女廁所/參加女子比賽”,特朗普僅用“扞衛常識”這一口號就動員出了大批被LGBTQ運動和民主黨身份政治逼得無路可退的普通選民,“做個正常人”取代清教徒精神和基督教教義成為社會保守主義內核。

(二)共和黨的集權化和“克裡斯馬化”

美國的保守主義傳統既體現在政治綱領上,也體現在政治運作上。非集權化、分權制衡的組織形式和政治過程,是二百多年來美國政治,特別是保守主義政治的悠久傳統。然而,如今特朗普正試圖塑造另一類完全不同的政治運作形式。從現實看,特朗普凝聚的MAGA派才是今天共和黨的主要選民基礎,因而多數議員需要迎合特朗普主義才能占據席位,行政官員只有特朗普總統認可才能獲得提名。時至今日,就算一些美國學者和媒體關於“帝王總統制”的描述過於誇張,但共和黨確實不太像是一個過去大家熟知的美國政黨,更遑論是堅持保守主義傳統的政黨。

其一,誇張的表演式的“絕對”忠誠。這方面無須多言,互聯網上充斥著美國高官的“忠誠”表演。其二,對共和黨組織的系統改造。這既包括前文講的MAGA派進入共和黨各級組織、拿下關鍵職位,同時也要注意特朗普的另一品牌“推特治國”。這意味著共和黨既是自上而下的科層組織,又是超級扁平化的,領袖可以隨時通過社交媒體與群眾溝通,繞過黨的組織直接發起政治行動。其三,特朗普家族深度滲入共和黨黨務系統。小唐納德不僅在意識形態上擁有極強號召力,同時還扮演著“組織部長”角色,萬斯、多位部長、眾多議員都源於他的選拔與推薦。特朗普的二兒媳勞拉則擔任著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聯合主席(大約相當於其他政黨的中央秘書長),並且連續兩次拒絕參議員的誘惑。二兒子埃裡克同樣在共和黨內發揮著重要作用,伊萬卡夫婦則隨時可能重返政壇。從小唐納德和勞拉屢次拒絕參議員誘惑,選擇堅守黨務工作的行為看,或許可以說,特朗普是最重視“黨建”工作的美國政客。

(三)迷茫的民主黨

保守主義與特朗普主義的被迫合流,尤其是近三個月來特朗普的無限風光,其實不太符合美國政治慣例。美國畢竟是兩黨制國家,即使黨內無力抗衡MAGA派,虛弱的保守派理論上仍然可以借用民主黨力量迫使MAGA派讓步(就像在特朗普首個任期曾經做到的那樣),而不是坐視裡根的保守主義變成特朗普的保守主義。目前兩黨在國會的差距很小,只要稍有數位保守派議員與民主黨合作就能推翻特朗普諸多重大政策,扞衛保守主義價值觀。然而,我們至今沒有看到類似情況,關鍵問題出在民主黨身上。奧巴馬卸任後,民主黨始終面臨兩大難題:一是缺少領袖,希拉裡拜登、哈裡斯三人都是靠著“我不是特朗普”,而非“我是誰”“我要幹什麼”打完整場大選。二是沒有路線,民主黨同樣需要回答“美國向何處去”問題。對美國選民來說,特朗普的方案看著再離奇,也比“我不是特朗普”或身份政治強。

其實,近年來民主黨的基層建設和選舉動員頗見成效。除了輸掉總統寶座,在2022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大選中的表現都優於預期,2024年大選後至今更是幾乎贏下了所有有競爭性的選舉。但是,黨建的成功無法掩蓋路線的缺失,缺少核心的民主黨至今無法在全國層面和路線層面回應特朗普的挑戰,虛弱的保守派無處借力,就不得不看著特朗普重新定義“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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