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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份簡歷被拒,我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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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老師說“努力讀書將來就輕松了”;高考時,大人說“上了好大學就好了”;考上名校後,又有人告訴你“現在才是開始”。每一步都像闖關,每一關背後,都站著成千上萬的同齡人,和你爭那唯一的幾個出路。


申請大學時,你以為自己只是想進一個更好的未來。但現實是,哈佛收了不到4%,剩下5萬多人被輕描淡寫地拒之門外;進了大學,你以為總算能松口氣,可連選門心儀的課都要寫小作文去“打擂台”——比如耶魯的一門研討課,只有24個名額,卻有120個人擠破頭;連加個社團也要過五關斬六將,UC伯克利一個商業俱樂部,一學期收到1000份申請,最後只收六七個。

所謂“進了名校就好了”的安慰,如今越來越像是一種諷刺。


最近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很火《我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如今的我們到底在經歷什麼?



正文內容

前不久,我去了威廉姆斯學院,和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大四學生大衛·威格諾聊了聊。他很聰明,觀察力驚人,話題繞到了當代年輕人的處境。他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忘不了:“我們是史上被拒絕最多的一代。”

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但細細一想,他說得太對了。

他給我舉了個例子——名校錄取率的變化。1959年,美國的一半大學申請者只申請一所學校,像是“一門心思跟你過日子”的那種篤定。而現在的學生,動不動就申請二三十所,好像是在拼命撒網,求求哪所別拒絕我。你不能怪他們多疑,因為確實太難了。過去20年裡,向67所最具選擇性的美國高校遞交申請的學生人數翻了三倍,達到將近200萬,而這些學校的錄取名額卻幾乎沒變。

哈佛2028屆新生就有54000人申請,最後只有1950人錄取。也就是說,52050人被拒。想象一下,這麼多滿懷希望的孩子,像潮水一樣湧來,最後一排排退回去,只留下不到4%的人站在岸上。

不僅是大學錄取,這種“拒絕文化”已經蔓延到了每一個成長節點。比如說暑期實習——那可是進投行、咨詢、大廠的“跳板”。高盛每年提供2700個實習崗位,卻吸引了31.5萬份申請。這就意味著,31.23萬人連入場券都沒拿到。

我曾經和一位大學生聊過,他說自己申請了40個實習,被拒了39個。他還不算最慘的,有人每年要投150到250份簡歷,只為了碰碰運氣,爭取幾個“活下去”的機會。

等他們從校園走向社會,等待他們的是更狠的現實。那是一種我戲稱為“Indeed地獄第七層”的存在——投簡歷變得毫無門檻,人人都能一鍵申請,於是招聘網站上充滿了上百萬份簡歷,被無情的算法草草讀過、直接淘汰。我聽說過有人投了400份工作,全部石沉大海——連一個面試電話都沒有。

我們這個社會像搭了一個精密卻冷酷的系統,一層層地評估、篩選、再篩選,每一次都讓年輕人覺得:“你不夠好。”

我實在太想知道,這樣的環境裡生活是種什麼體驗。於是我打電話給一些還在上大學、或者剛剛畢業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精英學校裡的學生——我以為他們可能“安全上岸”了,沒想到他們說:才不是,真正的角斗場,是從考進名校之後才開始的。

在大學裡,一個學生能不能加入某個俱樂部、修某門課、走上哪條軌道,都關系到他的人脈、前途、甚至自我認同。但這些社團,也競爭得跟進投行一樣激烈。2023年,《大西洋月刊》記者Rachel Shin寫道:UC Berkeley的Voyager咨詢俱樂部,每學期收800到1000份申請,最終只錄取六七個人。



Shin還提到一個女生申請了個叫“Existential Threats Initiative”的學生組織——他們討論的是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這樣的終極威脅。結果她被拒了,理由居然是:她沒有“足夠應對生存威脅的經驗”。創始人說,“我們希望更有選擇性,這樣討論才能更深入。”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荒謬?你連個興趣小組都進不去,只因為你還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哈佛,剛入學的學生要經歷一場名為“comps”的選拔賽,競爭400多個學生組織的席位。據《哈佛紅報》2017年的數據,負責校園導覽的Crimson Key Society淘汰了88.5%的申請人。你以為進了哈佛,人生就會一路暢通?不,前面還有一個又一個的“賽道”,等著你繼續被篩。

更諷刺的是,這些拒絕,很多時候都是學生彼此之間制造的。教授們也感到困惑:你們已經夠優秀了,為啥還要互相折磨?答案很簡單:這就是他們熟悉的生存方式。有人說得很好:“你跳過了考進哈佛這道大火圈,接下來就會上癮地想繼續跳,繼續飛。”

即便你在社團立足了,游戲也還沒結束。下一輪是選課、選專業。比如我在耶魯開研討課,每次有120人申請,最後只能收24人。我讓他們寫短文介紹自己,老實說,我的評判標准並不科學。一個短短的文段、一個GPA,真能代表一個人的能力嗎?答案是:根本不能。

而這還只是“看得見”的拒絕。更多的是每天發生在生活裡的微妙打擊:發的朋友圈沒人點贊、羨慕的社交圈把你排除在外、對你有好感的人突然不見了蹤影、在交友App上右滑無數次,依舊零回應。還有那些從來沒走進名校大門的孩子們,他們在中學時就被標准化考試判了死刑:“你不夠聰明,別想翻盤。”

我問過這些年輕人,長期活在這種“比輸贏、比篩選”的環境裡,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性格?一位女生跟我說,她變得更冷靜、更防御,“我像是一直披著一層鎧甲。”一個留學生說,美國同齡人都練就了完美的“電梯演講”技巧,三句話就能包裝出一段打動中年人心的故事。我稱這種現象為“選美小姐綜合症”:你問問題,他們笑著給出一個模范答案,一字一句都像寫給招生官的。

有個男生說,他變得更看重安全和穩定,哪怕代價是放棄探索。他怕再次被否定,怕再一次落空。


後來,大衛·威格諾又發來一封郵件,他說,這種拒絕文化讓許多年輕人不得不提前做出人生決定。12歲之前就要定下主攻方向,18歲要有完整的敘事,大學裡最好選一條明確職業路徑,否則你就會被“系統”淘汰。

於是,金融和咨詢行業盯上了這點——他們在大二時就提前發Offer。很多人才19歲,根本沒搞清楚自己想做什麼,就被一份薪資不錯、名聲響亮的工作提前“安頓”了未來。沒錯,你接下來的20歲也許會泡在PowerPoint裡,但起碼不用每天活在“我又被拒了嗎”的焦慮中。

有個女生告訴我,到了大四快畢業那會兒,同學之間已經分成兩撥:一撥人准備去銀行、咨詢,早早拿到工作,開始挑公寓、買家具;另一撥人則仍然迷茫地站在十字路口,尤其是想從事“創造性”行業的人。他們曾以為名校文憑是通行證,結果發現,可能變成沉重的枷鎖。有的名校生甚至不敢在簡歷裡寫出自己讀的是哪所學校,怕被貼上“精英”的標簽。

《大西洋月刊》的Rogé Karma 和 Derek Thompson最近一直在關注一個很吊詭的現象:就業市場失業率很低,但剛畢業的年輕人卻不停遭拒。他們提出幾個可能的解釋:比如現在的職場人跳槽少了,新崗位自然也就少;也可能是大學文憑“貶值”了;又或者,是AI的沖擊已經開始顯現,企業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新人了。

也可能,根源在於我們培養的“知識精英”太多,而崗位不夠。或者就是簡單的“申請變得太容易”,導致競爭白熱化。據《商業內幕》數據,2019年一個知識型崗位平均收到93份簡歷,如今則是244份。

有個女生感慨地說:“我真希望我年輕的時候是在90年代,那時多容易。”我告訴她:沒錯,我就是90年代長大的,確實容易太多了。

心理學家Roy Baumeister 等人研究表明:長期經歷被拒的孩子,會變得更暴躁、更缺乏同理心、自控力也會變差。這些都不難理解,因為被拒正好擊中了人最基本的三大需求:歸屬感、掌控感和能力感。當你每天都被系統、社交圈、甚至AI告訴“你不行”,你真的會開始相信。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不再規劃未來,不存錢、不買房。他們說,世界太不穩定,幹嘛為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二十年後的美好生活犧牲現在?



寫到這裡,我想提醒你:文中這些年輕人,其實都是我們口中“成功者”的代表。他們是全班第一,是手握offer的幸運兒。你說他們在抱怨特權嗎?也許有一點。但他們的故事,加上我看到的無數研究——從智能手機的影響、到精英機制對心理的摧殘、再到青年心理健康危機——共同指向一個簡單卻刺耳的事實: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太難了。

我們必須給他們一條更輕松、更有人味的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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