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停火伊朗就撑不住了?经济崩盘内部乱套

2025-07-08 | 来源: 日新说Copernicium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伊朗德黑兰埃温监狱在6月23日遭以色列(专题)空袭后，于7月1日拍摄的毁坏景象。为期12天的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战事虽已停歇，但笼罩在德黑兰上空的阴霾远未散去。诸多官方声音警告，战争随时可能重燃。此刻的伊朗，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动荡、深重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在核未来问题上艰难抉择的严峻挑战。

核心症结在于，伊斯兰共和国究竟会因民族主义动员而变得更强大，还是因长期被否认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而变得更加脆弱。毫无疑问，伊朗领导人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十字路口。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除了发布一段视频信息外，持续缺席公开场合，这引发了外界对其制定政策能力的广泛质疑，尤其是在以色列威胁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这种潜在的权力真空，或许会为体制内务实派的声音腾挪出空间，然而，这种转变能否真正实现，仍是未知之数。

6月22日，以色列的空袭，以及随后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项目的轰炸，目标几乎全部集中在伊朗的核能力上。直至战争的第11天，以色列才真正打击了政权的强制性机构——包括巴斯基总部（下辖反暴乱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安全单位、执法情报部门，甚至臭名昭着的埃温监狱——但这些袭击来得相对较晚，几乎像是事后补救。通过优先打击核设施和导弹目标，而非政权的国内控制机制，以色列无疑表明，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并非其核心目标。且鉴于推翻德黑兰政权所需的巨大代价，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以色列拥有此类政策选项。然而，这些迟来的空袭，依然向伊朗领导人发出了明确警告：若战事持续，他们将面临何种后果。

尽管领导层内部尚未出现明显的裂痕，但德黑兰所承受的压力不容忽视。这场战争并未解决伊朗的国内冲突或与外国敌对势力的紧张关系，而是仅仅改变了这些矛盾存在的形式。美国斡旋的停火也未能终结推动局势升级的根本危机。相反，战争改变了伊朗领导人运作的背景，迫使其可能重新评估战略和联盟。伊朗目前面临三重挑战：确保领空和边境安全、维持国内稳定，以及在另一轮潜在对抗，或通过阿曼等调解方抑或直接谈判（正如美国日益要求的那样）实现脆弱的对话重启之前，有效管理公众舆论。尽管存在诸多变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无法回到6月13日以色列袭击之前的状态。

经济困境与意识形态转向：战火下的伊朗内变伊朗国内，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经济学家们警告称，政府缺乏一套连贯的战后恢复计划，而受互联网封锁和动荡影响最严重的低收入群体，正迫切要求获得援助。据估计，冲突期间约有1300万伊朗人，包括零工和送货司机，失去了收入，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忽视贫困可能使一个贫困社会演变为不安全社会，”经济学家侯赛因·拉格法尔警告道。拉格法尔认为，若缺乏现金援助、食品补贴和工资保障，绝望情绪可能驱使部分民众与外国敌对势力合作。对动荡的恐惧正迫使政权在强力镇压与呼吁团结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与此同时，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显而易见。战争若重启，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破坏，从冲突期间估计损失的14亿美元石油收入，到导弹袭击的巨额成本（每轮可能高达数亿美元），都将是沉重的负担。以色列对伊朗金融系统的网络攻击——这也是伊朗当局在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关闭互联网的关键原因——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与1980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不同，此次冲突的重燃将威胁到石油化工设施等关键经济资产，这无疑将赌注提升至伊朗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意识形态上看，战后初期环境的一个显着特征是政权从革命伊斯兰教转向伊朗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在自1979年以来一直优先考虑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而非民族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哈梅内伊、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以及前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和哈梅内伊高级顾问阿里·沙姆哈尼等人物，现在经常以“民族尊严”为号召动员公众，这实际是在回避承认伊斯兰主义体系的失败。例如，哈梅内伊在6月18日的演讲中（这是他在战争期间从藏身处发表的三场演讲之一），伊斯兰教和巴勒斯坦事业被明显省略，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战争疲惫民众的国土防御呼吁。

战略十字路口：核问题与外交走向战争已引发对政策重置的真实呼声，许多人认为政权必须推行国内改革以维持脆弱的战时平静。佩泽什基安的积极姿态以及他呼吁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暗示了可能出现政策调整的希望，但其真实性或策略性尚不明确。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和反对派领袖梅赫迪·卡鲁比也呼吁团结，同时敦促扩大异议政治声音的空间。这种“团结”更多是对反政权骚乱在战争期间未爆发但仍可能重燃的承认，而非公众支持的信号。此类呼吁能否得到回应，尚存疑问。目前，安全部门处于生存模式，逮捕数百人，指控其与美以情报机构合作，并针对库尔德人、犹太人和巴哈伊教徒展开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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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内部的其他人也在转向民族主义诉求，而非模糊的泛伊斯兰主义口号。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专题)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的同时实质上否定伊朗主权的言论时，明确表示：“善意带来善意，尊重带来尊重。”阿拉格奇的措辞并非偶然。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在就职演说中使用了“善意带来善意”的表述，暗示美国愿意在互惠前提下改善与伊朗的关系。

然而，这种民族主义转向能否持续，尚不明确。进一步的冲突可能暂时团结民众——但更可能加深对领导层的嘲讽，许多人认为正是领导层将伊朗带入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在伊朗国内及海外侨民中，一个明确的结论正在形成：哈梅内伊的意识形态愿景使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走向对抗，却未能为应对后果做好充分准备。

伊朗领导人如今面临严峻抉择：是继续走革命扩张与孤立的道路，还是转向以政权生存和基本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务实外交，暂时搁置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类似时刻，如19世纪卡扎尔王朝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失去领土，1941年盟军占领伊朗时德黑兰对纳粹德国态度软弱，以及伊朗-伊拉克战争代价高昂且不必要的延长。在每个历史关头，自豪感都曾压倒了现实主义，伊朗为忽视技术和战略劣势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以色列和美国已证明，现代战争靠的是空中优势、情报行动、无人机、网络攻击和精确制导导弹，而非空洞的口号。

在核问题上，战争也将伊朗推向了战略十字路口。多年来，伊朗采取的两面策略——发展武器级铀浓缩能力但未走向武器化——未能阻止攻击，反而暴露了模糊政策的局限性。特朗普在以色列削弱伊朗防空系统后发动的打击，展示了伊朗的军事弱点。然而，伊朗的核计划虽受重创，但并未被彻底摧毁。技术专长、库存的浓缩铀以及基本工业能力仍完好无损，这为伊朗未来若选择研发武器保留了潜在能力。在伊朗国内，阿拉格奇等人的言论暗示正从宣称的透明度转向战略模糊，而强硬派则推动导弹和核计划扩张，认为只有最大程度的威慑——而非外交——才能保障国家安全。

这使德黑兰面临严峻抉择。它可以选择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继续采取对冲策略，冒着未来再遭打击和持续脆弱的风险；亦或选择退出并追求秘密威慑，冒着遭受严厉制裁和孤立的风险。目前，秘密重建似乎比公开重建更具可能性，伊朗可能将受损的离心机分散到隐蔽地点，并悄悄准备威慑力量，以防安全环境恶化。这场战争已以较小代价结束了其核政策的模糊阶段。

这一切对华盛顿和以色列都有启示。伊朗政权更迭并非易事。没有武装反对派供叛逃者加入，也没有外部势力愿意军事干预推翻哈梅内伊政权。然而，该政权若选择倾听民众呼声并放弃国内或外交领域的僵化政策，仍具备改变方向的能力。

政治体系内部分裂是可能的，正如2009年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争议性连任引发领导层分裂并点燃绿色运动。内部变革而非外部推翻，仍是伊朗转型最现实的途径。与此同时，德黑兰的下一个核决策将对塑造其与以色列及美国持续对抗的性质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