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停火伊朗就撐不住了?經濟崩盤內部亂套

2025-07-08 | 來源: 日新說Copernicium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伊朗德黑蘭埃溫監獄在6月23日遭以色列(专题)空襲後，於7月1日拍攝的毀壞景象。為期12天的伊朗、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戰事雖已停歇，但籠罩在德黑蘭上空的陰霾遠未散去。諸多官方聲音警告，戰爭隨時可能重燃。此刻的伊朗，正面臨著日益加劇的經濟動蕩、深重的政治不確定性，以及在核未來問題上艱難抉擇的嚴峻挑戰。

核心症結在於，伊斯蘭共和國究竟會因民族主義動員而變得更強大，還是因長期被否認的脆弱性被徹底暴露而變得更加脆弱。毫無疑問，伊朗領導人正處於一個真正的十字路口。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裡·哈梅內伊除了發布一段視頻信息外，持續缺席公開場合，這引發了外界對其制定政策能力的廣泛質疑，尤其是在以色列威脅持續存在的背景下。這種潛在的權力真空，或許會為體制內務實派的聲音騰挪出空間，然而，這種轉變能否真正實現，仍是未知之數。

6月22日，以色列的空襲，以及隨後美國對伊朗核設施和彈道導彈項目的轟炸，目標幾乎全部集中在伊朗的核能力上。直至戰爭的第11天，以色列才真正打擊了政權的強制性機構——包括巴斯基總部（下轄反暴亂部隊）、伊斯蘭革命衛隊安全單位、執法情報部門，甚至臭名昭著的埃溫監獄——但這些襲擊來得相對較晚，幾乎像是事後補救。通過優先打擊核設施和導彈目標，而非政權的國內控制機制，以色列無疑表明，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並非其核心目標。且鑒於推翻德黑蘭政權所需的巨大代價，目前也沒有證據表明以色列擁有此類政策選項。然而，這些遲來的空襲，依然向伊朗領導人發出了明確警告：若戰事持續，他們將面臨何種後果。

盡管領導層內部尚未出現明顯的裂痕，但德黑蘭所承受的壓力不容忽視。這場戰爭並未解決伊朗的國內沖突或與外國敵對勢力的緊張關系，而是僅僅改變了這些矛盾存在的形式。美國斡旋的停火也未能終結推動局勢升級的根本危機。相反，戰爭改變了伊朗領導人運作的背景，迫使其可能重新評估戰略和聯盟。伊朗目前面臨三重挑戰：確保領空和邊境安全、維持國內穩定，以及在另一輪潛在對抗，或通過阿曼等調解方抑或直接談判（正如美國日益要求的那樣）實現脆弱的對話重啟之前，有效管理公眾輿論。盡管存在諸多變數，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伊朗無法回到6月13日以色列襲擊之前的狀態。

經濟困境與意識形態轉向：戰火下的伊朗內變伊朗國內，戰爭進一步加劇了嚴重的經濟困境。經濟學家們警告稱，政府缺乏一套連貫的戰後恢復計劃，而受互聯網封鎖和動蕩影響最嚴重的低收入群體，正迫切要求獲得援助。據估計，沖突期間約有1300萬伊朗人，包括零工和送貨司機，失去了收入，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不滿情緒。“忽視貧困可能使一個貧困社會演變為不安全社會，”經濟學家侯賽因·拉格法爾警告道。拉格法爾認為，若缺乏現金援助、食品補貼和工資保障，絕望情緒可能驅使部分民眾與外國敵對勢力合作。對動蕩的恐懼正迫使政權在強力鎮壓與呼吁團結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

與此同時，停火協議的脆弱性顯而易見。戰爭若重啟，將進一步加劇經濟破壞，從沖突期間估計損失的14億美元石油收入，到導彈襲擊的巨額成本（每輪可能高達數億美元），都將是沉重的負擔。以色列對伊朗金融系統的網絡攻擊——這也是伊朗當局在戰爭期間大部分時間關閉互聯網的關鍵原因——造成了進一步的破壞。與1980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不同，此次沖突的重燃將威脅到石油化工設施等關鍵經濟資產，這無疑將賭注提升至伊朗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意識形態上看，戰後初期環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政權從革命伊斯蘭教轉向伊朗民族主義。這一轉變在自1979年以來一直優先考慮泛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而非民族主義的政治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哈梅內伊、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以及前外長穆罕默德·賈瓦德·扎裡夫和哈梅內伊高級顧問阿裡·沙姆哈尼等人物，現在經常以“民族尊嚴”為號召動員公眾，這實際是在回避承認伊斯蘭主義體系的失敗。例如，哈梅內伊在6月18日的演講中（這是他在戰爭期間從藏身處發表的三場演講之一），伊斯蘭教和巴勒斯坦事業被明顯省略，取而代之的是針對戰爭疲憊民眾的國土防御呼吁。

戰略十字路口：核問題與外交走向戰爭已引發對政策重置的真實呼聲，許多人認為政權必須推行國內改革以維持脆弱的戰時平靜。佩澤什基安的積極姿態以及他呼吁重新定義國家與社會關系，暗示了可能出現政策調整的希望，但其真實性或策略性尚不明確。前總統哈桑·魯哈尼和反對派領袖梅赫迪·卡魯比也呼吁團結，同時敦促擴大異議政治聲音的空間。這種“團結”更多是對反政權騷亂在戰爭期間未爆發但仍可能重燃的承認，而非公眾支持的信號。此類呼吁能否得到回應，尚存疑問。目前，安全部門處於生存模式，逮捕數百人，指控其與美以情報機構合作，並針對庫爾德人、猶太人和巴哈伊教徒展開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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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內部的其他人也在轉向民族主義訴求，而非模糊的泛伊斯蘭主義口號。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回應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专题)要求伊朗放棄核計劃的同時實質上否定伊朗主權的言論時，明確表示：“善意帶來善意，尊重帶來尊重。”阿拉格奇的措辭並非偶然。1989年，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在就職演說中使用了“善意帶來善意”的表述，暗示美國願意在互惠前提下改善與伊朗的關系。

然而，這種民族主義轉向能否持續，尚不明確。進一步的沖突可能暫時團結民眾——但更可能加深對領導層的嘲諷，許多人認為正是領導層將伊朗帶入了一場准備不足的戰爭。在伊朗國內及海外僑民中，一個明確的結論正在形成：哈梅內伊的意識形態願景使伊朗與以色列和美國走向對抗，卻未能為應對後果做好充分准備。

伊朗領導人如今面臨嚴峻抉擇：是繼續走革命擴張與孤立的道路，還是轉向以政權生存和基本國家利益為優先的務實外交，暫時擱置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這讓人聯想到歷史上的類似時刻，如19世紀卡扎爾王朝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失去領土，1941年盟軍占領伊朗時德黑蘭對納粹德國態度軟弱，以及伊朗-伊拉克戰爭代價高昂且不必要的延長。在每個歷史關頭，自豪感都曾壓倒了現實主義，伊朗為忽視技術和戰略劣勢付出了沉重代價。如今，以色列和美國已證明，現代戰爭靠的是空中優勢、情報行動、無人機、網絡攻擊和精確制導導彈，而非空洞的口號。

在核問題上，戰爭也將伊朗推向了戰略十字路口。多年來，伊朗采取的兩面策略——發展武器級鈾濃縮能力但未走向武器化——未能阻止攻擊，反而暴露了模糊政策的局限性。特朗普在以色列削弱伊朗防空系統後發動的打擊，展示了伊朗的軍事弱點。然而，伊朗的核計劃雖受重創，但並未被徹底摧毀。技術專長、庫存的濃縮鈾以及基本工業能力仍完好無損，這為伊朗未來若選擇研發武器保留了潛在能力。在伊朗國內，阿拉格奇等人的言論暗示正從宣稱的透明度轉向戰略模糊，而強硬派則推動導彈和核計劃擴張，認為只有最大程度的威懾——而非外交——才能保障國家安全。

這使德黑蘭面臨嚴峻抉擇。它可以選擇留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內繼續采取對沖策略，冒著未來再遭打擊和持續脆弱的風險；亦或選擇退出並追求秘密威懾，冒著遭受嚴厲制裁和孤立的風險。目前，秘密重建似乎比公開重建更具可能性，伊朗可能將受損的離心機分散到隱蔽地點，並悄悄准備威懾力量，以防安全環境惡化。這場戰爭已以較小代價結束了其核政策的模糊階段。

這一切對華盛頓和以色列都有啟示。伊朗政權更迭並非易事。沒有武裝反對派供叛逃者加入，也沒有外部勢力願意軍事幹預推翻哈梅內伊政權。然而，該政權若選擇傾聽民眾呼聲並放棄國內或外交領域的僵化政策，仍具備改變方向的能力。

政治體系內部分裂是可能的，正如2009年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爭議性連任引發領導層分裂並點燃綠色運動。內部變革而非外部推翻，仍是伊朗轉型最現實的途徑。與此同時，德黑蘭的下一個核決策將對塑造其與以色列及美國持續對抗的性質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