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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分之二的省 正在面臨集體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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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口版圖,加速重組


當代都市人最“親密”的時刻,絕對有在早晚高峰地鐵裡,和陌生人交換體溫和呼吸。

只不過,一線城市曾經逼仄的車廂,如今似乎寬敞了些;而在杭州、武漢、合肥,越來越多人湧入早班地鐵,前胸貼後背成了常態。這些體感變化,映照的正是中國人口版圖的重新洗牌。


2021 年,中國總人口達到峰值 14.126 億;次年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人口自然增長由正轉負,宣告持續 60 年的增長就此終結。

與此同時,常住人口流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國三分之二的省份。

越來越多省份,常住人口在減少

每年夏天,都是新一輪的離開。大學畢業季剛過,一批又一批年輕人背起行囊,他們中只有少數回到家鄉,更多的人,則走得越來越遠。

翻看 2024 年全國 31 個省級行政區的常住人口數量,會發現有 20 個地區的常住人口較上年減少,3 個基本持平,僅 8 個仍維持增長。

其中,能生的廣東、會賺的浙江、敢闖的福建,分別位列全國常住人口增長榜的第一、二、四名。

新疆、西藏兩個少數民族聚居地表現同樣亮眼,分別增長 25 萬和 5 萬。陝西和安徽則在一眾中西部人口流出省份中,勉強“守住陣地”。



意外的是,最愛回家考公的山東人,如今正成批離開。2024 年,山東常住人口減少了 43 萬人,降幅位居全國之最,且從 2021 年開始已連續三年減少。

要知道,在 2001-2021 年間,山東常住人口累計增長了 1172 萬人,這也讓山東成為了僅次於廣東的億級人口大省 [2]。

此外,與山東一同“失守”的還有河南、湖南兩個傳統人口大省,2024 年常住人口均減少約 30 萬人。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當全國人口還在增長時,一些地方已經悄悄按下減速鍵。

2000 年到 2010 年,全國有五個省份出現常住人口減少,集中在四川、貴州、廣西等經濟基礎較弱的地區。彼時的東北,尚能依靠老工業體系余溫維持微弱增長。

等到 2010 年代,東北正式告急,十年間常住人口合計減少超 1130 萬,成為第一個人口整體性流失的區域。全國范圍內,常住人口減少的省份在此期間微增至六個。



真正的拐點,出現在 2020 年後。常住人口外流的問題波及到越來越多的地區,河南、湖南、山東、河北等接棒下滑。就連上海天津這些直轄市,吸引力也不及往昔。

對比 2024 與 2020 年,常住人口呈減少態勢的省級行政區,已經激增至 19 個。



即便是常住人口還在增長的省份,也已經難以再現當年的高光時刻。以廣東為例,2020-2024 年的人口增量,僅相當於 2000-2004 年的三分之一。

這背後,除了出生率持續探底,人口流動也更趨“原地化”。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 3.76 億流動人口中,近七成為省內流動,較 2010 年提升 5.6 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人們還在動,但不再走那麼遠了。“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這句鼓舞一代人背井離鄉、南下打拼的口號,似乎也沒那麼響亮了。

“多點開花”,不敵省會獨大

相比省份整體的常住人口是漲是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人,究竟去了哪?

在經濟活躍、發展均衡的省份,人口在多個城市間“開花”;而在人口收縮地區,省會幾乎成了唯一歸宿。

民營經濟大省浙江,是前者的典型,2024 年對比 2020 年,其 11 個地級市都實現了常住人口的增長。

其中“數字經濟第一城”杭州,四年新增 65.9 萬人,穩居全省首位。常住人口即將邁入千萬俱樂部的寧波與溫州,分別增長 35.7 萬與 26.5 萬。就連存在感稍弱的舟山、麗水,也都沒有掉隊。

而與浙江人口體量相近的湖南,省內格局卻幾乎反了過來。

2020 年到 2024 年,僅長沙一棵獨苗常住人口在增長,四年淨增 55.6 萬。這座有裝備制造支柱、靠文娛產業出圈的網紅城市,成了年輕人能打工更能生活的理想落腳點。




至於湖南其余 13 個市州,常住人口全線下滑。衡陽、邵陽、永州這些大市,四年間均出走超 20 萬人。

這其中的湖南人,不乏大量流向年輕又有活力的深圳。畢竟滿大街的湘菜館、塑普口音的打工人,早使得深圳被戲稱為是湖南人省外的省會:

去深圳對湖南人來說太“對口”了,就像家門口的食堂,誰還非得繞遠路去別家?

其實,像湖南這樣省會一枝獨秀,地市大幅失血的人口版圖,在內陸省份並不少見。

我們統計了 2020 年和 2024 年,27 個省會或首府占該省級行政區常住人口的比重,發現青海西寧、寧夏銀川和吉林長春排在前三,幾乎都容納了全省四成常住人口。

如果看這四年間的變化,東北、華中和部分西部省份的省會吸引力明顯增強。其中,武漢以兩個百分點的增幅領跑全國省會,或與疫情後人口回流有關。



真正令人意外的,是一直被低估的貴陽,四年間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的漲幅排第二,而且新增常住人口達 19.96 萬人,超過所有省會。

但也有像濟南這樣的失意省會。不僅人口規模長期被青島壓一頭,在 GDP 實力、人氣上也常常望其項背,坊間辣評“中國的青島,山東的濟南”。




另外,江蘇、廣東這些沿海省份,因為多中心發展,省會虹吸效應並不突出,像蘇州、佛山等新一線城市,2020 年到 2024 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幾乎與省會並駕齊驅。

產業造血,反哺中西部省份

不過放眼全國,省會城市依舊是多數省份人口流動的歸宿。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一些過去被輕視的“老實孩子”,正憑借強省會戰略與產業突圍,悄然改寫人口流向的軌跡。

這就得提到安徽與貴州兩個典型逆襲生——一個靠新能源汽車“彎道超車”,一個借大數據產業逆風翻盤。

早在世紀初,安徽還是勞務輸出大省,各地市的大巴幾乎天天往江浙滬開。但在 2010 年後的十年間,安徽常住人口不僅止跌,還增加了 148 萬,崛起的汽車產業功不可沒。

2010 年,安徽汽車產量首次破百萬,奇瑞、江淮等車企初具規模,填補了長期缺位的支柱產業。



雖然 2017-2019 年受行業周期性調整影響,當地汽車產量和職工數有所下滑,但隨著蔚來汽車合肥二期投產、比亞迪產業鏈配套落地 ,安徽又迅速接住了新能源汽車的“潑天富貴”,僅 2021-2023 年,汽車制造業就淨增近十萬職工。

更別提整車、零部件、鋰電池等產業鏈上的新機會。無數車間燈火通明的背後,是源源不斷返鄉或遷入的年輕勞動人口。

相比之下,貴州的逆天改命,更像冥冥之中老天賞飯吃。

這片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西南山地,曾位列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出走大山的人很少願意再歸來。

拐點出現在 2013 年,“東數西算”戰略鋪開,各地爭搶服務器落點,貴州憑氣候涼、地質穩、電力足等優勢意外成為“天然機房”,此後,中國移動、華為、蘋果 iCloud 等數據中心陸續布局 。



2023 年,貴州全省軟件業務收入達 851 億元,是 2012 年的近 14 倍。從業人口也從 2.5 萬上升到 4.2 萬,雖然體量仍小,但對一個非沿海、非工業的山區省份而言,已屬破局之變。

但增長背後,留人難的問題已悄然顯現,軟件行業就業人數在 2021 年達到 4.6 萬人高峰後,連續兩年下滑,到 2023 年已經減少 0.4 萬人。

這也是不少網紅省會正在經歷的煩惱。前期靠政策紅利、產業布局吸引人才流入容易,真要留下來,卻沒那麼簡單。

崗位不多、賽道單一,是許多來到這裡的青年面臨的第一道門檻。在一些省會城市,能選的工作大多集中在大廠外包、銷售客服等,既談不上高薪,也缺乏成長空間。

他們曾以為,自己能從內卷的一線城市逃出,奔向一個兼顧生活和夢想的新目的地。然而,即便沒有了房價、通勤和生活成本的壓力,現實也遠沒有想象中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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