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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踹了巴列維 就能和霍梅尼談笑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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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伊朗1960-2024年人均gdp(現價美元)曲線圖 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

同時也是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讓隔壁的薩達姆有了“趁你病要你命”的想法,發動伊朗的特別軍事行動。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兩伊戰爭,薩達姆就不會欠下天量的戰爭債務,後面選擇入侵科威特,也就不會有後續的海灣戰爭與伊拉克戰爭。雖然歷史不許假設,但我們可以推斷的是,目前美國人在中東的被動局面,卡特政府誤判伊朗伊斯蘭革命形勢有很大的歷史責任。


從“親密盟友”到“死敵”,美伊關系的演變,既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一次慘痛教訓,也讓我們看到,一個“好人總統”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如何一步步陷入道德與現實的兩難境地。從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歷史來看,在革命前,伊朗是一個有限的,弱勢君主統治的國家,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而在革命後,霍梅尼的伊朗,那就是有和無的問題。美國人推崇的“人權”“自由”等等理想主義看起來固然迷人,但對伊朗這種後發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毒藥。正如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說: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都很穩定,但從傳統到現代過渡的現代化過程中,卻容易產生不穩定。因此,後發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是根除現代化過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唯一辦法。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亨廷頓所說的強大政府權威是一種制度化的權威和法治下的權威。這樣才能夠為保障政治秩序和推進政治現代化提供制度支撐。





◇ 圖為亨廷頓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書影

正如韓國前總統樸正熙說的:“先經濟復興,再談民主”。回過頭看1970年代的伊朗,雖然經過激進的白色革命洗禮,但伊朗的基本國情基本沒變化,70%多的人口還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毛拉在農村信徒中說話比國王更管用,伊朗城市裡的中產階級沒有壯大發展,革命之火在伊朗這種一旦點燃,巴列維王朝倒台也就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人還想著用人權和民主限制巴列維,最後迎來了霍梅尼這樣的政教合一的反美強人。可以說,美國人對伊朗的戰略誤判,正是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老話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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